国际特赦组织和《华盛顿邮报》于 2023 年12 月发表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印度记者是间谍软体 “飞马”（Pegasus）一个重要目标。当时，《The Wire》创始编辑 Siddharth Varadarajan 对自己的手机成为监控目标并不感到讶异。
“考虑到当前的环境，当我的名字出现在监控名单上时，我并不感到震惊，” 他说。
“飞马” 由以色列公司 NSO Group 开发，仅出售给政府和执法机构。它是一款网路武器，能够渗透手机并从短信、电邮等收集大量数据；它更可以在手机用家不知情的情况下激活手机的相机和麦克风，进行全方面监控。
Varadarajan 是 2021 年被这款间谍软体针对的 40 名印度记者之一。他说：“当局仍在清算记者的工作，这让我非常生气。” Forbidden Stories 和国际特赦组织的联合调查 “飞马项目” 发现，当年印度总共有 300 多个电话号码在该公司客户的监控名单上。除了着名记者外，该名单还包括国大党领袖 Rahul Gandhi 和前选举专员 Ashok Lavasa——二人都被视为对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构成威胁——以及数十名社运人士、反对派政客等。
Varadarajan 表示：“虽然我在 2021 年意识到自己成为了飞马的攻击目标，对此感到非常不安，但《The Wire》大概早已位列政府不喜欢的媒体名单之首，所以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新闻自由之死
多年来，印度政府一直被指控使用黑客软体打压异见者和政敌。据报道，2018 年，飞马被部署用于监控据称参与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西部 Bhima Koregaon 暴力事件的达利特社运人士和倡导者。很多社运人士仍在监狱中，其中一些人在三年后再次受到飞马的监控。
2023 年 10 月，苹果向可能成为 “由政权贊助的攻击者” 目标的 iPhone 用户发出了警示通知。据报道指，印度至少有 20 名反对派政客和记者收到了这些通知，其中就包括了 Varadarajan。
这场争议再次引发了有关隐私和印度新闻自由度下降的争论，无国界记者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已将印度的新闻自由度从 “有问题” 降为 “非常糟糕”。
“针对记者使用间谍软体仅仅意味着新闻自由的死亡，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是 [阻止我们] 报道政府想要隐藏的故事，” Varadarajan 说。
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政权贊助的监控攻击已是意料之内的记者，尤其是在印度教原教旨主义人民党政府的领导下。该政党自 2014 年以来执政之今，并将在今年稍后时间竞逐第三度连任。
“我觉得这个政府剥夺了我的基本隐私，” 印度调查记者兼作者 Swati Chaturvedi 说，她也是飞马的攻击目标之一。
“作为一名女性，即使在我的私人时刻，我也受到（国家机器）24/7 的监控，” 她说。“当你成为记者，不代表你默许这种滥权的行为，尤其是在你自己的民主国家。”
印度记者也经常因工作而面临政府机关的骚扰、恐吓，以及其他形式的报復。
政府零问责
自 2021 年 飞马项目调查结果曝光以来，数码权利专家和反对党持续要求印度政府承担责任，并提出处理信息保护和隐私权的法案。
印度人民党政府从未明确否认使用飞马，但它拒绝接纳调查结果，称之为反对派和国际组织破坏印度进步的 “阴谋”。
网络自由基金会执行董事 Prateek Waghre 表示：“本届政府的不诚实，佯装没有任何非法活动发生。这意味着你必须相信政府的话，因为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到底发生了什麽。”
为了辨识间谍软体是否被用来监控公民，印度最高法院成立了一个技术委员会来调查 2021 年的飞马项目的发现。这调查结果一直被密封且从未公开，专家认为这项决定促成了对印度公共机构欠缺透明度的质疑。Waghre 说：“由于缺乏司法和立法监督，政府更无惧再次使用飞马，毋须担忧会面临任何后果。”
新闻工作之难
由于缺乏隐私和骚扰日增，印度记者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
“我在 [2018年] [获得] [无国界记者] 的新闻自由勇气奖，但我不想被视为勇气的典范，” Chaturvedi 说。她持续是网络攻击和威吓的主要目标；然而她认为自己是记者而非社运人士，只是想做好自己的本份。
“如果政府因为我的工作而向我加以报復，并对我施加有组织的攻击，那麽我就不可能继续从事我的专业，尤其是在没有机构支持的情况下，” 她说。
由于没有法律追索权或信息保障，印度的记者在工作期间都对使用手机持谨慎态度。
“今天，我们特别担心 [我们的] 消息来源和联络人的安全，” Varadarajan 说。“这是一种双重打击，不仅要保护你自己，还要保护你的消息来源，因为当局似乎可以追踪我们在智能设备上所做的几乎所有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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