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广泛资源短缺以及阻碍新闻自由的政府措施（如印度针对数码媒体的法规），本文所述的三家媒体提出了一些有关他们正在与自己的社区以及在其中测试的一些概念、策略和实践。
“第一：作为地方媒体，你们与国家传统媒体的分别相当大，无法有样学样。” 印度媒体《The News Minute》编辑 Dhanya Rajendran 说。这是当 Rajendran 于 2014 年创立《The News Minute》时，经历挫折后学会的教训，团队后来逐渐放弃了突发新闻的模式，转攻更细緻入微的女权主义报导。
国际新闻协会 (IPI) 早前组织了一个有关地方新闻业如何自我重塑的座谈会，而 Rajendran 的提醒就是当中的众多见解之一。讨论主要围绕北美和西欧媒体领域以外的经验，深入了解这些从业者如何抓紧机遇并面对挑战，以开发真正参与及服务其社区的新闻项目。
IPI报告 “2022 年地方媒体生存指南” 旨在收集新兴地区的地方媒体的见解及案例，而此小组就是在其框架内组织而成的，Rajendran以外的分享者包括来自南非的《每日快讯》的编辑 Cheri-Ann James，和来自危地马拉的《Ojoconmipisto》（意即 “小心我的钱”）的 Ana Carolina Alpirez。
@AnaAlpirez, founder & editor of @_ojoconmipisto in #Guatemala, discusses how her digital media outlet promotes citizen participation & focuses on the accountability of public funds in local areas - which has led to vital tip offs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on corruption. pic.twitter.com/nK8c3YLgUq
— IPI-The Global Network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m (@globalfreemedia) April 7, 2022
“地方新闻是媒体生态系统中最受干扰的一环，但也是最刺激的，因为它是一个充满创新的领域。” 该报告的主要作者 Jacqui Park 说。以下是座谈会讨论的一些重点：
地方媒体不只代表小规模
《每日快讯》报导涵盖的南非东开普省拥有 660 万人口；《The News Minute》总部则设在班加罗尔，但报导涵盖印度南部五个州份，合共超过 2 亿人口。
乍看下，从这种规模很难联想到 “本地” 的概念——但根据 IPI 报告，地方新闻业是以它为社区服务的方式来定义的。如果一个新资源能理解某个特定群组的需求，透过聆听他们的声音为他们赋权，并让他们拥有更清楚了解世界的工具，那不论其受众规模如何，也能被视为本地的。
“地方报纸是公民和建制之间的文化促进者。” 任职意大利 GEDI 数码发展统筹主任的 Marianna Bruschi，在有关社区建设及地方新闻的另一个座谈环节上说：达成此目标的方法，跟地方新闻所代表的受众一般多种多样。
从社区出发、为社区服务的新闻
《Ojoconmipisto》由 2013 年作为数码原生新闻计划推出起，便成为了报导危地马拉公共资金管理的可靠本地消息来源，深深植当地社区。“大规模贪汙往往由地方层面开始。” Alpirez 说，他强调让市民和本地记者参与同一使命是非常重要的。
她补充：“我们建立了门户网站 guatecompras，让市民可以在站内查看有关所属市政府开支的文件。 我们会教他们 [如何使用这些工具] 并推动市民参与，因为只要他们掌握得到这些资讯，便能作出更好的决定。”
《Ojoconmipisto》还会为乡村记者提供数据新闻学的培训，以便向缺乏代表媒体的社区提供可靠的报导并促进公民参与。“当地市民日常在那些地区生活，是最清楚该地大小事的人。” Alpirez 说。
作为地方媒体，紧贴本地社会和地理的实况，以及识别和聆听自己的受众是非常重要的。如此，地方新闻平台便能提高其可信性并在自身社区内建立信任。然而这还是不足以打破语言障碍的，尤其是在拥有多种地区语言的国家。“我多麽想用其他语言製作影片和播客，因为我们人口中不懂英语的多得很。”
“钱是一个问题。” 她继续说。“我们服务五个州份，当中有四种语言。总不能先挑一个，而抛离其馀三个。”
为地方新闻寻找财源：存活还是突围？
近年来，地方新闻业已被证明是一项能打击错误资讯以及为缺乏代表媒体的社区效力的必要服务。然而，按此服务确立一个既能确保成品质量和持续报导又可行的商业模式，依然是一个难题，尤其考虑到那些无法负担付费订阅的受众。
“[在线的话]，我们一直也有免费提供新闻。那我们该如何改变人们的想法？这时候超本地化策略便大派用场了：向他们提供有关他们的报导。现时我们逐渐看得到一个趋势，但我们的主要收入仍然是来自广告的。” James 说。
不过，会员制和广告并不适用于所有社区，地方媒体不得不寻找其他方式来资助他们的工作。例如《The News Minute》就除进行报导外，还会组织培训活动、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并提供媒体谘询。
慈善捐助是当地媒体最常见的选择之一，它们通常依靠开放社会基金会、国际记者中心和 Hivos 等基金会的资助而生存。
“90% 的资金是来自国际赠款，[其馀] 10% 则由 [危地马拉的] 媒体研究所 (Laboratorio de Medios) 资助，我们一直有跟媒体研究所组织培训、合作关係和谘询。” Alpirez 说。然而，座谈会成员和其他媒体专家一致认为，长远来说，依靠赠款是难以持续的。另一方面，政府资金一般也难以索取，而即使有，如没有适当的预防措施，就会被视为一种夺取编辑主权的潜在手段。
“我们的工作不止报导。这是一个持续的计划，旨在连繫世界各地的地方媒体以互相学习。有很多人都在独立工作，因此分享大家的最佳专业风范，并聚焦于当中各种创新和可持续性的方式之上是尤关重要的。” Park 总结道。
在另一个有关媒体可行性的另一个座谈环节中，显微镜顾问公司 (Microscope Consultancy) 的总监 Sameer Padania 反映如何能利用赠款作为解决方案的一环，而非解决方案的整体。“他们所赠的金额取决于我们存活的所需：那我们是想存活还是想胜利呢？” Padania 说。在争取独立和以社区为本的新闻业的斗争中，答案很明确——光是勉强生存是不够的。
本文提及的座谈环节，以及国际新闻节的其他活动，均可在线浏览、重温。
图片来源：Syced via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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