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尼某夜，Pak Yana 在沙发上看电视时接到了女儿打来的视频电话。她告诉他需要注射 COVID-19 加强针，这样他才能在她的孩子出生时去看望她。Pak Yana 当下既恼怒又怀疑，他把手机塞到妻子 Bu Iroh 的手中，以换取电视遥控器。
Bu Iroh 决心见到她的孙子，并令她的丈夫停止相信 WhatsApp 上每一个转发的信息。于是她穿上红色风衣和帽子，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放大镜，带着她的丈夫在城里周围倾听人们对疫苗的错误看法，再拆穿它们。
这个故事——来自 YouTube 上一段 22 分钟的情景喜剧式视频——是 Mafindo（印尼反诽谤协会的首字母缩写）用来打击错误信息和提高这全球第三大民主国家的媒体素养的工具之一。
Mafindo 拥有一个由 9 人组成的核心团队，且在印尼各地有数千名志愿者协助开展培训、核查事实的工作，吸纳更多公众参与其中。
除了视频，Mafindo 也提供很多对话式、切身和在地的实用资源。它的 Facebook 群组——详见下文——拥有 98,000 名成员；在 TurnBackHoax.id 上，Mafindo 存档了该群组所有曾被拆解的错误信息。Mafindo 同时进行培训，提昇公众对选举虚假信息和煽动言论的现实危险的意识；它还创建了一个 WhatsApp 聊天机器人来检查可疑信息，以及一个拆解骗术的应用程序。它也是 Facebook 的第三方事实核查合作伙伴，并获得了 Google News Initiative 资助来执行其媒体素养计划。
印尼的媒体环境很複杂：儘管独立媒体在技术上可以自由运营，但该国关于诽谤的法律含糊不清，使记者和不知情的公民都蒙受风险。去年，印尼议会通过了禁止 “侮辱” 国家机关的立法，以 “规管广播或传播虚假新闻或通报提示的不法行为”，并 “规管针对任何传播不确定、夸大其辞或不完整的新闻的人之不法行为”。联合国警告，该法律或将遏阻言论自由并用于打压异议，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甚至称之为 “印尼未经抵御的人权灾难”。
2022 年，68% 的印尼人表示他们主要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只有 39% 的人表示他们信任新闻媒体。BBC 发现，在该国 2019 年的总统选举中，有近一半有关候选人的虚假信息来自 Facebook。
这些法律使得分享错误信息的风险非常高，即使是偶然为之。（2019 年，在几名女性因分享假新闻而被捕后，Mafindo 为印尼家庭主妇举办了几次事实核查研讨会。）Mafindo 的创始人 Harry Sufehmi 说，这些法律也没有根治问题，比如平台演算法会因为受众参与度而推送虚假内容，而是变相惩罚那些不熟谙数码技术的人。
大多数 “骗局传播者并非罪犯，” Sufehmi 在一封电邮中说。“他们实际上是受害者。不要把他们关进监狱，而是让他们改过自新，并更好地教育公众。反而该针对骗徒，尤其是他们的贊助方。追踪资金的去向。”
这就是 Mafindo 关注公民的原因。该组织的主要原则之一是，虚假信息的传播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政府可以由上而下解决的问题。在 2021 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次活动中，Mafindo 董事会成员 Santi Indra Astuti 概列了该组织的总体信念，即错误信息的解决方案应该 “尽可能避免政府干预”。（Mafindo 曾与印尼政府的 COVID-19 专责小组开展事实核查活动，但并不接受政府资助。）
Mafindo 的前身，是 Sufehmi 于 2014 年创建的一个拆解错误信息的 Facebook 群组。当时，在看到家人和朋友就他们分享总统大选相关的虚假信息而争论不休后，他想试图尽力提供帮助。该组织的名称字面上能翻译为反诽谤、煽动和骗局论坛，在成立首两年就吸引了数万名成员，这促使 Sufehmi 在 2016 年成立了 Mafindo 这个草根组织。
营运至今八年后，Mafindo 将针对 2024 年的下届总统大选开展工作，并持续展开目前的已有项目。这些工作着重预先拆解潜在虚假信息，即鼓励用户更具批判性地思考他们正接收和消费的信息，尤其是在他们转发和传播信息之前。
“拆解 [虚假信息] 就好像房子已经着火了，而我们去救火，” Sufehmi 说。“但是通过事先拆解，我们希望能真正阻止火灾的爆发。”
Mafindo 的目标是根据其伦理守则，在其工作和社群中致力做到公正、中育和体察民情；这一原则在 2020 年 COVID-19 大流行初期进一步巩固。Astuti 说，那时 Mafindo 已配备好各种框架和工具来拆解错误信息——但单是事实本身并不足够。
“当我们 [只是] 就错误信息警告他们时，人们并不愿听取我们的建议，” Astuti 以电邮如此答复。
相反，Mafindo 的代表与社群合作，帮助他们满足最迫切的需要。
“我们与 [人们] 联手收集捐款、食物、食物、药品以及任何可以帮助他们并减轻其痛苦的东西，” Astuti 回忆。“在这些活动中，讨论错误信息的机会往往会突然出现。在非正式场合的随心对话中，人们会愿意再次聆听我们。”
该组织还发现，跟处于危机中的社群合作以满足他们的迫切需要，也有助建立他们对 Mafindo 其他工作的信任；毕竟，人们在需要基本物资先于事实核查。 但是，Astuti 说，“如果不置身于大众日常生活之中，我认为我们将失去聆听和感受人们的情绪、看法以及明白这些看法为何存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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