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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记者如何协作揭发社会不公

作者 Ainur Rohmah
Jan 6, 2022 发表在 协同新闻
Red and white flag blowing in the wind.

调查报导过往在印尼相对不受重视,因为新闻媒体一般更重视抢先报导突发消息。而且,调查报导往往需要大量时间和资金来揭露深入问题,媒体在展开调查时也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当地一些记者开始身体力行,体现协作报导如何能缓解这类问题。Tempo 杂誌记者 Abdul Manan 说:“如果我们共同协力,是可以分担法律风险和成本的。” 

从报导校园性侵问题,到揭示 COVID-19 的失效数据收集,印尼记者正在持续合作调查不同的新议题。

在疫情期间,Kompas 日报的记者 Haris Firdaus 看到政府在印尼日惹省发布的 COVID-19 数据,跟他在实地报导时取得的数据之间存在许多落差,这令他感到不安。有见政府缺乏透明度,他联同一群同业一起摸索在居家工作时也能更容易收集数据的方法。“每个团队成员都有自己的专长。例如,有些人擅长建立网络、或数据分析等。我们正好相辅相成,” Firdaus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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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印尼政府于 2020 年 3 月宣布该国首宗 COVID-19 个案以来,媒体一直强调官方数据的不准确,特别是病例数字和死亡人数。例如,政府称印尼全国病例总数约为 420 万,死亡人数逾 144,000,但实际死亡人数估计远高得多

Firdaus 和他的团队製作了疫情的六篇协作系列报导;他解释,他们的报导揭示了被隐瞒的 COVID-19 怀疑受害个案数字,他们在纪录上虽然属病毒感染,却没有被归为疫情爆发的受害者纪录在案,以及日惹省因感染人数暴增而近乎崩溃的医疗服务系统。

在报导发布后,Firdaus 表示当地公务人员在处理疫情方面更加积极主动,其数据追踪工作也取得了改善。

协作报导的重要性

Firdaus 解释说,在关键时刻,媒体之间的业界竞争需要摒弃一旁。他说:“牺牲独家报导,以实现更大的公众利益。”

雅加达邮报》前记者 Evi Mariani 同意记者在参与协作报导时,有需要放下自己的自尊心。她说:“如果我们希望报导能产生影响,并接触更广泛的受众,那就该选择协作。”

例如在 2019 年,Mariani 在效力于《雅加达邮报》期间,与 Tirto.idVice IndonesiaBBC 新闻印尼分社的记者合作,收集了遍及 29 个城市、来自 79 个校园的 174 名性侵倖存者的证词,以佐证他们报导所揭露的事实。这题为 “校园声誉” 的系列报导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促使印尼教育部長近日不畏保守势力的反对,大胆颁佈行政指令保护学生免于校园性暴力。

该系列报导荣获亚洲出版业协会颁发的卓越公共服务新闻奖,和印尼独立记者联盟颁发的 2020 年 Tasrif 奖,以表扬其揭露的问题的严重性、聚焦倖存者和引发公众对话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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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nesiaLeaks

此前,印尼也曾有记者协作调查称为 IndonesiaLeaks 的报导项目。该平台让吹哨者或公众消息人士能以匿名方式向 9 间当地媒体发送洩密文件,助记者展开调查并将事实公诸于世。

Manan 同时也是 IndonesiaLeaks 的主创一员。他说,协作可以促进针对关键议题的报导。在 “校园声誉” 系列所报导的个案中,性暴力——一个在当地乏人讨论的问题——无论是在网上或现实中亦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因为它由多个机构同时发布,并详述了其中细节和背景信息。

Manan 对于最近推动的不少协作报导及其对公众影响表示乐观,相信印尼将会产出更多调查报导。他说:“我认为协作报导的需要是大势所趋。”


图片来源:Nick Agus Arya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