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报导过往在印尼相对不受重视，因为新闻媒体一般更重视抢先报导突发消息。而且，调查报导往往需要大量时间和资金来揭露深入问题，媒体在展开调查时也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当地一些记者开始身体力行，体现协作报导如何能缓解这类问题。Tempo 杂誌记者 Abdul Manan 说：“如果我们共同协力，是可以分担法律风险和成本的。”
从报导校园性侵问题，到揭示 COVID-19 的失效数据收集，印尼记者正在持续合作调查不同的新议题。
在疫情期间，Kompas 日报的记者 Haris Firdaus 看到政府在印尼日惹省发布的 COVID-19 数据，跟他在实地报导时取得的数据之间存在许多落差，这令他感到不安。有见政府缺乏透明度，他联同一群同业一起摸索在居家工作时也能更容易收集数据的方法。“每个团队成员都有自己的专长。例如，有些人擅长建立网络、或数据分析等。我们正好相辅相成，” Firdaus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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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印尼政府于 2020 年 3 月宣布该国首宗 COVID-19 个案以来，媒体一直强调官方数据的不准确，特别是病例数字和死亡人数。例如，政府称印尼全国病例总数约为 420 万，死亡人数逾 144,000，但实际死亡人数估计远高得多。
Firdaus 和他的团队製作了疫情的六篇协作系列报导；他解释，他们的报导揭示了被隐瞒的 COVID-19 怀疑受害个案数字，他们在纪录上虽然属病毒感染，却没有被归为疫情爆发的受害者纪录在案，以及日惹省因感染人数暴增而近乎崩溃的医疗服务系统。
在报导发布后，Firdaus 表示当地公务人员在处理疫情方面更加积极主动，其数据追踪工作也取得了改善。
协作报导的重要性
Firdaus 解释说，在关键时刻，媒体之间的业界竞争需要摒弃一旁。他说：“牺牲独家报导，以实现更大的公众利益。”
《雅加达邮报》前记者 Evi Mariani 同意记者在参与协作报导时，有需要放下自己的自尊心。她说：“如果我们希望报导能产生影响，并接触更广泛的受众，那就该选择协作。”
例如在 2019 年，Mariani 在效力于《雅加达邮报》期间，与 Tirto.id、Vice Indonesia 和 BBC 新闻印尼分社的记者合作，收集了遍及 29 个城市、来自 79 个校园的 174 名性侵倖存者的证词，以佐证他们报导所揭露的事实。这题为 “校园声誉” 的系列报导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促使印尼教育部長近日不畏保守势力的反对，大胆颁佈行政指令保护学生免于校园性暴力。
该系列报导荣获亚洲出版业协会颁发的卓越公共服务新闻奖，和印尼独立记者联盟颁发的 2020 年 Tasrif 奖，以表扬其揭露的问题的严重性、聚焦倖存者和引发公众对话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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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nesiaLeaks
此前，印尼也曾有记者协作调查称为 IndonesiaLeaks 的报导项目。该平台让吹哨者或公众消息人士能以匿名方式向 9 间当地媒体发送洩密文件，助记者展开调查并将事实公诸于世。
Manan 同时也是 IndonesiaLeaks 的主创一员。他说，协作可以促进针对关键议题的报导。在 “校园声誉” 系列所报导的个案中，性暴力——一个在当地乏人讨论的问题——无论是在网上或现实中亦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因为它由多个机构同时发布，并详述了其中细节和背景信息。
Manan 对于最近推动的不少协作报导及其对公众影响表示乐观，相信印尼将会产出更多调查报导。他说：“我认为协作报导的需要是大势所趋。”
图片来源：Nick Agus Arya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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