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一些最具影响力和最有害的阴谋论都起源于政治论述：从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到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来自世界各地的当权者要麽自己散佈阴谋论，要麽就是放大毫无根据的理论来推进个别政治议程——而这是民粹主义兴起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工具。
儘管记者可能想无视这些阴谋论及其背后的幕后主事人，但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同样地，为这些可证实为错误的观点给予平台与合法性，也是不负责任的。
对于记者来说，这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该如何准确、负责任地去报道有权有势的领导者用于推动其决策和行动的错误迷思？
保持同理心，但不要将之正常化
在搜集新闻素材的过程中，聆听是了解故事的完整背景的重要一环——哪怕有时讨论涉及的观点是有害的。与相信阴谋论的人展开讨论可能存在一定挑战，因为很多阴谋论都植根于仇恨意识型态，甚或促使暴力行为。
Whitney Phillips 博士是俄勒冈大学的新闻学教授，也是《你在这裡：在两极分化言论、阴谋论和被汙染的媒体格局中的导航指南》（暂译）一书的作者。她建议记者不要忽视人们对阴谋论的看法。 “人们对他们与这些信仰的关係是认真的，” 她说。 “请记住这一点，这很重要，因为它会迫使你提出以下问题：这些信息是如何传播的？为什麽这些信息如此引人入胜？它是如何成为某特定社群理解世界的一种连贯方式？”
仇恨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行为，往往是在缺乏经济保障等真实的弱势处境下，受扭曲而加剧的情绪。报道阴谋论的记者应该了解这些潜在的恐惧。
同时，他们也不应该盲目地接受一个人的观点。记者必须自行展开研究，去找到反驳错误理论的证据，并在报道中加以引述。
操弄者 vs 被操弄方
在撰写有关错误信息和阴谋论影响的故事时，把操弄者和被操弄方区分开来是很重要的。被操弄者值得同情，而操弄者则不然。通常，相信阴谋的人会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持续接触到虚假信息。
例如，2021 年的美国国会大楼袭击事件就是极右翼激进化的结果；在这场未遂政变中被枪杀的空军老将 Ashli Babbitt 就是在社交媒体迴音壁效应中被灌输了错误信息和阴谋论。
诸如这样的问题，并不源于 Babbitt 这样的普通公民。相反，当权者有意或无意地利用他们的平台去传播错误信息；他们能利用受众的弱点去传播虚假叙述并煽动人们使用暴力。在这种案例中，激进化肇因于前总统和国会议员等民选领导人；而像 The Oath Keepers 这样的极端主义组织——一个本身就是利用这些漏洞而壮大的组织——则令激进化持续存在。
The Oath Keepers 的前全国发言人 Jason Van Tatenhove 在最近一次关于这场骚乱的听证会上指出了这一点。 “它 [The Oath Keepers 的策略] 包括通过谎言、措辞和宣传来影响那些可能一知半解的人，” 他说。
作为记者，我们必须询问传播虚假信息的人试图吸引谁，以及箇中动机。这有助于辨识危险的阴谋论从何而来。
“没有万能的答案。 每个情况都需去独立看待，也会因人而异。这是阴谋论的阴谋论，” Phillips 说。 “需要大量反思去弄清楚涉及的公共利益是什麽，以及有什麽可能会对公共利益构成实在的威胁。”
新闻收集 vs 为阴谋论提供平台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新闻与媒体学院媒体伦理学助理教授、《假新闻：在数码年代了解媒体与错误信息》（暂译）的作者之一 Anita Varma 博士说，过分关注那些散播错误信息和阴谋论的民意领袖，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反之，记者应该将他们的报导集中在因这些领袖的所为而受到影响的人身上，以及那些被操弄而取信这些阴谋论的人。
“我们需要停止将故事集中在提出毫无根据或扭曲事实的主张的领袖身上，而是去将因此受影响的人——他们的生活跟这些议题息息相关——放在首要考虑，” Varma 说。
俄罗斯在错误信息大流行中的角色，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说明为什麽将阴谋论用作武器的网络平台领袖有多麽危险——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虚假信息试图干扰全球廿多个国家的选举。
作为新闻收集过程的一部分，与阴谋论者展开访谈，与为阴谋论提供平台的行为大不相同。 “你是在帮助你的读者理解，但你不仅仅是把发言权交给阴谋论者，而是将它置于社会脉络中，” Phillips 说。
Varma 也认同这一个观点；她并补充，记者需要同时谨记当今新闻业的现况。
“由于时间有限，资源有限，提交故事的时间压力重大，不要让你的所有时间都被这一层讨论所佔据，” 她说。
图片来源：Markus Winkler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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