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non是一个在2020总统大选的国会种族和新闻报道中出现的极右阴谋论。“我们是Q”标语和T恤在特朗普的集会都出现过，发放小红旗。
这些操作者如同破坏者故意吸引关注者远离主流媒体。即使如保守派福克斯新闻也成为他们的目标。“他们鼓励对于他们框架之外的任何新闻站点的不信任”，哈佛肯尼迪学院技术与社会变革项目资深研究员Brian Friedberg说。
试图操纵新闻报道的政党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Friedberg的研究显示QAnon扩展了其基础，并将恶意信息推向极端。
对记者而言，这有如第22条军规。忽视这些团体并非一种选择。公众有权了解他们以及他们造成的威胁。但是，增大他们的声音也同样并不可取。新闻报道是否不经意间为极端行动提供了养分？
对一个名为“增益的氧气”的项目而言，媒介素养专家Whitney Phillips探索了记者们在报道拥有极端观点的团体时行走的那条危险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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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制派记者而言，心得是如此显著，而且致郁的”，Phillips在她的研究中写道。“仅仅靠展示和报道，报道极右翼的记者们 — 包括从职业阴谋论者到支持特朗普社交媒体海报到真正的纳粹 — 都直接增进了这些团体的公关利益。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报道不仅仅为已经蠢蠢欲动的火苗增加了氧气，甚至是为其增加了燃料。
她采访的50名记者中的很多承认他们的工作提供了公开亮相的集会，并将给信息操纵者赋能。新闻媒体该如何避免成为极端团体的扩音器呢？
Phillips，雪城大学传播学教授，建议不要把“坏参与者”塑造为叙事中心，再度强化他们的行为保证了新闻报道。记者们应该考虑以下问题：
- 这篇报道是否超越了一个特定在线社群的利益到达了一个被更广泛探讨和分享的程度？
- 是否存在更大的正向社会益处，比如添加既有的关于解决问题的对话或者引发关于重要议题的讨论？
- 报道是否会给参与者带来伤害，包括骚扰、二次伤痛或者职业伤害？
Claire Wardle，第一修正组织，一家抗击恶意信息的机构的美国总监，发布了一份帮助记者编辑在决策是否报道一个特定团体、运动或恶意信息行动过程中的指引。这里有一些她指引中的主要观点，“在报道虚假信息前要问的10个问题”。
- 谁是受众？“他们会不会已经看到了虚假信息或者恶意信息？如果没有，把这些信息带给更广泛的受众会有什么后果？”Wardle在报告中发问。
- 我们在关注一条信息前，它应该有多少流量？Wardle发问，“哪里是引爆点，我们如何衡量？比如在推特上，我们是否衡量一条标签是否达到了该国的前十大热门话题？”
- 我们应该如何写作关于人为增大声音的企图？“我们应该专注于辟谣（事实核查）吗？或者我们应该专注于谣言之后的人（源头核查）？还是两者都做？”她在文章中写道。
“尝试削弱和解释一些特定谎言的努力可能非常珍贵，并几乎总是符合公众利益，但是它们必须被小心处理”，Wardle写道。“所有记者和他们的编辑都应该明白合理化谣言以及更广泛传播之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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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e Rinehart，第一修正组织的美国总监相信记者们应该避免“边缘化”这些极端运动。相反的，记者们应该专注于其破坏性的思想，比如说恐同性恋、反犹太人以及恐伊斯兰等等。
“[QAnon]的基础思想是深深令人困扰的和有害的。这就是媒体应该关注的”，Rinehart说。
为了帮助记者和员工，一些新闻机构设立了关于如何抗击恶意信息的政策，比如被Q乃至主流政客传播的。北卡的《新闻与观察》经理总编辑Jane Elizabeth将事实核查确立为该报纸业务的中心。
“对于记者来说这的确是个难题”，Elizabeth说到“（对比起2016年）一些政客更加了解了事实核查，他们于是开始想方设法的绕开它，他们变聪明了。”
Elizabeth说，透明度是流程中重要的一个部分。《新闻与观察》在网站上发布了他们的事实核查指南，道德规范和一个范例来描述严谨的事实核查流程。同时对读者们提供事实核查的信息来源，包括是哪位记者和编辑核查了哪一部分信息。
今年夏初，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北卡的听众们宣称为了确保他们的邮递选票被计票，他们应该投两次票。如同上面说提及的那样，《新闻与观察》并没有重复特朗普错误的观点，以免放大负面影响。
相应的，他们设置了一个有关于如何投票的问答页面，在里面提醒到“不，你不能重复投票。”
“恶意信息已经是是当代社会中的一部分，这个不会轻易的消失”， Friedberg说到，“如果我们想要避免它造成的影响，我们就要继续这些（事实核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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