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当新冠疫情刚开始在全球蔓延时，我们就发现在这场危机中，新闻工作者们遭受了沉重打击。如果卫生专业人员、护理人员和其他重要工作人员一样，新闻记者们在报道疫情新闻时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新闻标志运动”（Press Emblem Campaign，PEC）是一个致力于新闻自由和新闻工作者安全的非营利性组织。该组织正在追踪全球新闻工作者中已确认的与COVID-19相关死亡事件。截止到5月5日，PEC已在24个国家/地区记录了64例死亡案例。并且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个被低估的数字。 本周，我们与PEC进行了核对，以查看其最新数据。
这些数字相当严峻：截至11月15日，在56个国家中，至少有462名新闻记者从COVID-19中丧生。这个数字增长了七倍多。 据约翰·霍普金斯冠状病毒资源中心（Johns Hopkins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称，自5月以来以来，全球大流行死亡总数已增加了五倍。
拉丁美洲国家占新闻工作者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而近来印度和孟加拉国的人数正在激增。
同时，PEC发现最近的死亡事件包含了60岁以下的记者。孟加拉国的一个新闻团体告诉GIJN，他们对裁员的担忧日益加剧，这意味着许多记者正在承担更多的感染风险，包括聚集仍未实施安全社交距离的新闻编辑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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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秘书长布莱斯·勒彭（Blaise Lempen）在接受GIJN采访时表示，真实死亡数字可能远高于462。因为研究人员对于确认标准仅限于通过测试或认证确认与病毒相关的病例。
他们的计数显示，秘鲁的新闻界受到的打击最大，有93名记者遇难，其次是印度（47名），厄瓜多尔（41名）和巴西（36名）。
勒彭说：“如果按地区划分，到目前为止是受害者一半以上都来自于拉丁美洲，251例死亡。” “成千上万的记者感染了这种病毒。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有450多名媒体工作者死亡，这是该行业前所未有的损失。”
“我们担心到今年年底还会有一百多名受害者。”伦彭补充道， “但是在某些国家，例如在欧洲，记者学会了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例如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避免直接接触，避免旅行。我们能看到该地区的人员伤亡有所减少。”
孟加拉国新闻团体“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权利”定期他们的社交媒体上更新COVID-19确诊数量。
伦彭说，与今年上半年相比，印度和孟加拉国在过去几个月内死亡记者人数急剧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拉丁美洲几个国家的人口规模比印度和孟加拉国小，拉丁美洲国家记者的死亡率远远低于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水平。
他说：“令我惊讶的是，与普遍的看法相反，死亡案例中有许多年轻的新闻记者。根据我们的统计，自10月初以来，确诊记者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年龄都在60岁以下，大致为40多岁或50多岁。 许多人在工作中被感染，却并不清楚感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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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庞特研究所致敬页面上展示的个人资料中，我们看到许多在近期死于新冠疫情报道新闻工作者的青春活力。
PEC记录了35名孟加拉国记者死亡。此外，总部位于达卡的新闻集团“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权利”统计资料显示，在孟加拉国191家媒体机构中共有1,010例COVID-19感染，以及942例康复病例。
“许多我知道的新闻记者都去世了。” “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权利”协调人，达卡报纸《新时代》的高级职员阿罕默德·福耶兹（Ahammad Foyez）说。
福耶兹担心，不断增加的经济压力（包括裁员压力）正使工作人员在实地采访和新闻编辑室中承担更大的感染风险。
“由于疫情期间有大量媒体工作者失业，大量新闻工作者正在办公室中上班，以保住饭碗。”福耶兹说。 “甚至有些人在知道同事检测出新冠阳性后仍选择留在办公室中工作。媒体机构应立即就如何进行实地报道，如何合理安排办公室的座位去制定一些准则。”
“这一切很悲哀。”勒彭在谈到死于新冠的记者时说道。他认为在9月30日去世玻利维亚电视节目主持人马可斯·蒙特罗（Marcos Montero）是该行业遭受损失的一种象征。
在5月25日被诊断出病情后，玻利维亚的新闻界呼吁公众为蒙特罗寻找血浆。 伦彭说：“他在与该病毒斗争了四个月后去世。”
一些国家政客对蒙特罗并不抱有同情，因为蒙特罗用他一人的力量去指出巴西和美国的总统的失误。“我个人感到遗憾的是，正是像特朗普或博尔索纳罗这类领导人的疏忽，让采访他们的记者暴露在感染新冠病毒的危险中。”
罗文（Rowan Philp）为全球调查新闻网记者。 罗文曾是南非《星期日泰晤士报》（South Africa’s Sunday Times）的首席记者。 作为外国记者，他报道了来自全球超过二十个国家的政治、腐败和冲突等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