飓风多利安（Hurricane Dorian）吹袭加勒比海岛国已是四年前的事，但那场风灾的一些画面仍然困扰着我。
我当时任职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的电视台 CCN TV6 团队。甫降落于巴哈马北部的阿巴科群岛（Abaco islands）时，我们已马上闻到了一股灼热、腐烂的恶臭。目尽之处没有鸟儿踪影、也没有树。在死亡、疾病感染和持续冲突地区一带工作的压力逐渐浮现。那不是我在加勒比海飓风季期间第一次出国进行採访，但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心理上没有作好准备。
记者往往是重大天气灾害的第一批应对人员。我们的职责是提供信息，即使我们是在最危险、最令人不安和危险的环境中工作。然而，目睹创伤可能会在事件结束很久之后对我们产生影响。而且，气候变化只会引发越来越多灾难，我们未来还将一次又一次报道同类灾难，削弱着我们对于自己的能动性和影响力的信心。
我们已经知道，第一线记者在工作过程中面临人身安全风险，特别是在报道战争或冲突时。世界各地很多新闻编辑室都有定期检查清单，以准备和管理报道某些危难和事件的危险。
但来到精神健康，尤其是与气候相关的灾害进行同样的提前预备，在新闻编辑室之间却是鲜有所闻。我相信现已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报道气候相关灾难的记者应该同样获得精神健康检查清单，概述他们的新闻编辑室在执行可能有压力的任务之前、期间和之后会做什麽。他们还需要为记者提供支持，在出现精神健康问题时协助復原。整体而言，有关精神健康（包括焦虑和忧鬱）的沟通应该成为新闻编辑室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知道，记者在工作时可能会遭受心理创伤。根据达特新闻与创伤中心的数据，多项研究表明至少 80% 的记者目睹创伤事件；许多记者不仅经历过一次，而是经历过多次创伤事件。
例如，2019 年一篇关于记者报道飓风哈维的论文发现，20% 的记者在报道后出现了与风暴相关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而 40% 的记者则出现了忧鬱症状。然而，人们通常认为记者只在某些特定的报道领域上接触创伤性事件——例如报道致命犯罪或战争。
不幸的是，精神健康在很多新闻编辑室和世界各地社会尤其是禁忌。最近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的加勒比海新闻记者技术营会议上，我们讨论了有多少新闻机构在发生气候相关灾难和其他创伤性事件后未有提供谘询服务。我採访过的很多加勒比海记者表示，他们都将这种创伤留给自己，并试图找到自己管理压力的方法。
同时，灾难报道在加勒比海新闻机构中已越来越普遍。这是因为气候变化使这些气候事件变得更加频繁、更加严重——未来只会有更多的风暴、更严重的乾旱、更多的灾难。
那天，当我和同事飞越饱受飓风蹂躏的巴哈马岛屿时，我们变得沉默了。我们不间断地工作了三天，报道紧急应变人员的工作，并拍摄人员被护送上船和飞机离开受灾最严重地区的情况。
我仍能清楚地记忆飓风登陆的那个岛屿；人们以法语和英语哭诉，同时紧紧抓住家人和他们能找到的任何物品。很多人站在炎热的天气里仰望天空，寻找希望。直到今天，我仍然担心我的採访问题会对许多本已处于脆弱处境的人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很多记者在需要时不愿意接受治疗，因为自觉他们所报道的人正在经历更大的痛苦。当他们相信其他人的情况更糟时，他们会因为自己所看到的事情而感到内疚。 然而，这种内疚感并没有减轻创伤事件的影响。它只会阻止记者求助，并令復原变得更加困难。
在报道过飓风亦返回我们的岛屿后，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同行的祝贺，但鼓励疗癒与復原的文化并不存在。截稿期限很快就会到，更多的风暴也即将来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简单讨论自身经历而得到些微安慰，除此之外，我们就没有得到任何职场上的正式心理支援。我强忍着痛苦，提醒同事要坚强，因为工作尚没完成。
儘管加勒比地区部份人可能将记者的精神健康负担视为禁忌，但事实并非如此。新闻编辑室可以採取一些简单的措施来认识到这对其员工的影响，并帮助他们应对。透过建立精神健康检查清楚，管理人员可以快速利用他们现有的框架来应对灾害事件。他们还可以利用达特中心等为新闻工作者而设的资源，认识到灾难不仅对前线记者和摄製人员产生影响，也会困扰在办公室内观看令人痛苦的影像和内容编辑。
气候记者在公民社会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是让大众了解全球升温正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并威胁他们的安全。但记者也是人。我们跟其他人一样，需要支援和同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