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威权主义在全球反扑壮大，独立媒体的未来日益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记者和新闻编辑室移居国外，继续报道自己的国家。
混合型媒体——意即由流亡记者与仍在国内的当地记者合作营运的媒体——是 “一个正在冒起的现象”，ICFJ 主席 Sharon Moshavi 在意大利佩鲁贾举行的国际新闻节所主持的一个座谈环节上说。
在这些新闻编辑室工作的记者必须应对重大风险，包括人身安全、资金的缺乏，以及接触国内受众的困难。
Moshavi 在座谈上跟几位讲者交流了经验，包括：《自由土耳其媒体》（Free Turkish Press）编辑 Yavuz Baydar 讨论混合媒体的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该报社报道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治下日益独裁的政权；ROMB 的联合创始人 Sveta Dyndykina，该媒体在面对高度审查和政治宣传攻势的情况下，向俄罗斯受众提供独立新闻；以及前 ICFJ 奈特创新学人杨天帅，他关注新技术如何能帮助他的家乡香港以外其他海外记者能更安全地开展新闻工作。
以下是该节座谈的一些要点：
安全与保安支援
Dyndykina 解释，俄罗斯的混合型媒体机构依靠仍在该国的自由撰稿人来报道反战抗议活动，以及其他被政府视为具政治风险的事态发展。
这些记者通常缺乏许多全职记者一般有接受的安全培训和支援。“最大的挑战是确保自由记者的安全，” 她说。“留在 [俄罗斯] 的人非常勇敢，但他们需要来自体制的支援。”
为混合型媒体机构进行独立报道的流亡记者也不时会在现居地面对来自亲政权支持者施以暴力的风险。Baydar 忆述一名驻柏林和另外两名驻瑞典的土耳其记者遭袭击的经历，其中一位更在斯德哥尔摩被殴打致昏迷。“我的同事们一直感受到这种仇恨，” Baydar 说。
这些移居国外的记者如果返回本国，很大可能会被拘留；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尤其是那些留下来的人，也置身危险之中。
“危险无处不在。在海外并不意味着你就自然而然变得安全，” 杨说。“每个人在专制环境中都各有其人脉。”
财政来源的缺乏
为混合媒体集资是另一个主要挑战。Baydar 说，一些资助者不愿意支持批评独裁政府的媒体。
“随年月过去，[资助者] 不愿再挑战土耳其的政权，” 他说。这是出于担忧独立报道已经无法打破强大的国家审查和政治宣传攻势。
更雪上加霜的是，新闻编辑室往往会迁往更自由的媒体环境，而这些环境往往是西欧等生活成本较高的国家。
接触受众
混合媒体和独裁政权处于对立局面：前者尽最大努力接触并与受众建立联繫，后者採取措施限制国民造访独立媒体。
Baydar 指出，在土耳其，政府正在屏蔽越来越多的网站。在官网被封锁后，《自由土耳其媒体》的读者须使用 VPN 浏览该网站——但这并非在每个国家/地区都可行，如 Dyndykina 就指出，在俄罗斯很少有人可以使用 VPN；反之，他们依靠社交媒体，尤其是以 Youtube 造访独立媒体。
不少专制政权已留意到混合型新闻编辑室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接触本地受众，尝试相应地作出针对性审查。例如俄罗斯已禁用 Twitter 和 Instagram，Youtube 可能会是下一个被禁平台。“如果 [政府] 封锁 Youtube，独立媒体接触受众的平台就又少了一个，” Dyndykina 说。
杨则说，即使在社交媒体没有被完全禁止的专制环境中——例如香港——读者也倾向于避免在可能被政府视为政治敏感的平台上分享新闻，以免招惹法律风险。
目前，很多报道是在 WhatsApp 和 Telegram 等私人通讯工具上分享的。然而，考虑到社交媒体演算法在推送内容时重视用户的参与程度，私人分享并不利于媒体接触更多受众的目标。
吸纳人才
在安全风险和缺乏稳定性的情况下，招募记者是混合型媒体面对的另一个主要障碍；要吸引仍留在国内的记者尤其困难。
“当你为混合型媒体工作时，你的职业生涯就不那麽安全了，” 杨说。“这使得说服人们长期工作变得非常困难，[而且] 真的很难让记者真正视这样的工作为自己的志业。”
ROMB 则与俄罗斯的记者和媒体机构合作，对此 Dyndykina 解释，她的新闻编辑室与几家当地媒体机构签订了 “非正式协议”，以重新发布彼此的报道。 在这样的安排下，当地媒体可以获得国际曝光率，ROMB 的故事也可以更好地触及俄罗斯本地的受众。
但是，这仍是存在风险的。今天，很多俄罗斯当地记者已跨越了异议者和记者之间的界线，有可能面临政府的针对和逮捕。Dyndykina 引述一个案例指，一名为 ROMB 记录反战抗议活动的当地记者在拍摄完录像片段后加入了抗议活动，并因此被捕。
很多记者面对的诘问是：“我是谁？ 我到底是记者，还是公民？” Dyndykina 说。“这是俄罗斯记者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情。”
杨指，为在专制环境下报道的记者找到能减低他们的恐惧的方法是关键。自我审查是一个主要问题——这不仅指仍在香港的记者而言，对于那些有家人或朋友留在国外的记者亦然。
杨鼓励香港记者使用化名报道更长、更具调查性质的故事，而不是公开报道突发新闻。这样做可以降低当局将他们识别为记者的可能性。
然而，无论採取何种预防措施，在国内工作的记者被拘留的危险依然存在。这给新闻编辑室带来了伦理困境：他们应该如何平衡固有的安全风险与实地记者报道的价值？
“不幸的是，如果记者因报道而被拘留，这意味着你踩中了红线，” Dyndykina 说。
图：Devin Windelspecht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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