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为委内瑞拉全国最大的报纸担任专栏作家。我更有主持自己的每日电台节目，并成立了一个以时事通讯为主导的媒体机构 Arepita。我当时认为，我的新闻工作聚焦不同的社会问题，本应有助于促进民主。
然而，在我从新闻学院毕业后的十年裡，我的国家沦为一个侵犯人权、监禁记者的专制政权。我时常感到我曾努力付出的一切皆是徒劳；至少，我发现自己已不确知如何能去评估它的重要性了。
在开放、民主国家，要衡量记者的报道所带来的影响简单得多。在这些情况下，体制和当权者更有可能去实施改革，以应对揭露腐败或管理不善的证据。然而在缺乏法治和民主进程的威权国家，掌权的人不会感受到同样的压力。现状难以动摇，可能令人格外沮丧；除此之外，敢于在报道中批评政府的媒体机构更有可能受到打压。
在这样的环境裡，无论记者揭发了多少腐败或不法行为的证据，我们以至公众都感觉到这几乎不会促使甚麽改变。
然而，儘管面对现实挑战和这种挫败的情绪，记者仍能发挥积极的影响，只是这些影响可能以不那麽传统的方式出现。
新闻工作者面对的重重障碍
在专制国家当记者不但困难重重，也往往很危险：获取信息的机会更有限，记者或会受到审查、迫害甚至性命威胁。
例如，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促成了当地立法限制新闻自由。“普京今年三月签署的新法律，针对传播未经克里姆林宫批准的信息处以最高 15 年的监禁。这意味报道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记者来说实际上是非法的，” 早前移居到拉脱维亚的俄罗斯记者 Irina Scherbakhova 说。
在专制政权下，记者所依赖的消息来源也处于更危险的境地。古巴哈瓦那的街头小贩 José 和 Leo* 因在一份关于自僱工人的报告中发表声意见而被吊销其销售许可证。“在古巴要找到消息来源很困难，正是因为他们担忧会遭到报復，” 该报告的作者 Abraham Jiménez Enoa 解释。他现已流亡西班牙。
在这样的情况下，资助方很难衡量他们所支持的新闻业的影响力，因为读者人数、参与度和体制改革等传统的绩效指标通常更难追踪；这会影响支持记者和新闻编辑室的资金流向。
“用读者数量来衡量一个故事的影响在这裡是行不通的。” 委内瑞拉调查报道媒体 Armando.info 的编辑协调主任 Patricia Marcano 说，“不同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围绕数码媒体实施的封锁，限制了你本可以触及的读者群。”
新闻业的影响力
鑑于这些挑战，记者和资助方需要扩大他们对传统方式以外的新闻影响力的理解。新闻业仍能帮助记录侵犯人权行为、提高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公众认识、为其他国家的法律行动提供关键信息、建立跨境社群，并为后代留下记录。
记录侵权行为
Armando.info 在审阅了一个包含该国近 6,000 名法官的信息的数据库后，发现 2000 年至 2019 年间委内瑞拉在司法实务中存在许多违规行为。他们发现，司法部门缺乏独立性和腐败，是面临法律诉讼的人遇到的主要障碍。其后续报告更被人权理事会的独立调查团和美洲人权委员会的 2020 年年度报告所引用，以支持争取正义的受害者。
全因有独立媒体的大大小小报道知会公众，世界正义项目的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法治指数位列 2021 年最差之一。取得相关的量性证据，有助于人们在不公正的法律诉讼中建立更有力的申诉，以提交往国际刑事法院或美洲人权法院等国际组织。这也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而是众多反抗腐败制度的人之一。
提高在地民间组织的公众认知
在专制政权下营运的新闻业，可以有助提高当地非牟利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的行动意识。 在俄罗斯，独立媒体 Meduza 去年发表了一篇关于 Roza Khalishkhova 的故事，这位女士的儿子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失踪后起诉俄罗斯国防部。 她在试图寻找儿子时被车臣战士虐待并倖存。
民权组织 Pravo Materi 帮助了 Khalishkhova 和其他儿子在服役期间阵亡的家庭。“我讲述了她的故事，也讲述了 [Pravo Materi]，” 该报告的作者 Scherbakova 说。“然后人们开始分享有关他们的信息，并向 Pravo Materi 捐款。”
促成其他国家的司法行动
新闻业还可以为其他国家的可行法律行动提供关键凭据。在 2017 年，Armando.info 发表了有关委内瑞拉食物进口的相关违规行为的报道，其中涉及商人 Alex Saab。Saab 以诽谤罪提起诉讼，该媒体的几名记者为了避免受到攻击而流亡国外。
美国司法部后来对 Saab 和另一名哥伦比亚籍商人展开法律行动，指控他们通过委内瑞拉的外汇管制系统来洗黑钱，金额高达 3.5 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 Armando Info 所收集的证据。Saab 在从委内瑞拉飞往伊朗中途在佛得角停留期间被捕，如今在美国待审。
建立跨境社群
独立媒体也可以帮助移民和已流离失所的难民继续了解其本国的新闻。“El Estornudo 在古巴被封锁，要进入该网站，你需要一个 VPN。几乎所有读者都在古巴境外。” 该网站的联合创始人 Jiménez Enoa 说。
即使有重重的审查，也总会有空隙让信息得以传达开去，将离开的人和留下的人联繫起来。2021 年 7 月，成千上万的古巴人走上街头，这是该国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这场示威活动是针对食品和药品短缺，也抗议政府对 COVID-19 疫情的行动。独立媒体的报导让居于国外的古巴人得知这场抗议活动，激发了海外多国在古巴大使馆前举行的声援行动。
为后代留下纪录
最后，由于威权政府经常会只选对自己有利的版本当成事实来宣传，新闻业能充当留下 “历史初稿” 的空间。即使报道没有即时发挥影响，它也能留下或将启动后人发生行动的历史记录。
报道 1989 年的天安门广场运动和镇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很多震撼人心的照片拍下那个人孤身挡在坦克前的画面；记者记录了 [军方] 使用武器的声音，” 香港记者兼纪录片製作人蔡玉玲说。“一切相关记忆都在我们的脑海中萦绕不去，让我们知道共产党残暴和侵犯人权的一面。我觉得这段记忆，对香港人在往后几十年间的民主运动，起了重大作用。”
今天，记者及其资助方需要扩大对新闻业影响的理解，以及发掘其他高质量、能发挥影响的独立报导的非传统平台。在一个日益趋向专制的全球环境中，这能有助激励和支援在自己国家致力求变的新一代记者，儘管他们在面临多大的困难。
图片来源：Holly Grier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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