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记者Annalisa Camilli知道记者可能会面对骚扰甚至暴力，但她没想到当报道移民议题时这会发生在她自己身上。
“你总是想着那些报道组织犯罪、战争或者恐怖主义的记者，而非一个报道移民的记者,”她说。然而随着地中海移民悲剧被越来越政治化，反移民宣传在全国获得加强，她变成了极右网络喷子的靶子，收到了大量仇女评论和贬低的指责，以及在线的涉及性和身体暴力的威胁。
去年夏天，这种骚扰在其登上一艘公开战舰后升级，Camilli报道了对于一名可能被所谓利比亚海岸卫队抛下的移民女性的营救。“在社交网络上攻击没有停止，但是我开始接到电话和邮件，”她说。这些是企图威胁她闭嘴的。“他们说我捏造了这个故事，或者它不是真的，攻击我的可信度，对于记者而言最为重要的东西。”
那些电话 — 日夜不停 — 特别让人郁闷，Camilli依然不知道这些骚扰者是如何知道她的手机号码的。“我不敢再独自回家了，我总是担忧会有坏事发生，”她说。
有人将她的遭遇提交到了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一个在全球范围捍卫记者的独立非营利机构。当时她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不幸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女性同行之中。
2018年，大赦国际的一份报告发现女性记者和政客每30秒钟就会面临推特上的攻击。同一年，一份由国际女性媒体基金会和TrollBusters共同进行的全球问卷调查发现，将近1/3的女性记者出于网络攻击和威胁考虑离开这个行业。
出于对人身安全的深层担忧，Camilli的第一反应是暂时性地离开社交媒体以及移民报道。但是几周之后，她又回归了，这之后还出版了一半相关的书。
“我的工作方法并没有变，我只是更加注意了，”她说。“我暴露在这些攻击之下，而当我看到面对我或我的同行而来的仇恨时，我知道我不应该躲藏弱化它”。
Maria Salazar Ferro，CPJ的紧急状况总监，指出骚扰对于那些被盯上的人有影响，但同时也对新闻自由和独立有影响 — 企图噤声一些声音和故事。
这里有一些最常见、直接、负面的针对记者的骚扰，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全球新闻中都经常出现。
重要的故事可能永远都不会讲
成为骚扰的靶子可能非常令人沮丧，那对记者、新闻机构和其他同行都意味着巨大的心里痛苦，Salazar Ferro说。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审查 — 人们不再报道某个故事因为他们害怕攻击，”她解释。“我对那些说他们不再报道一些话题或者回避一些故事的人聊，因为他们恐惧后果。”
公权力没有被监督制衡
记者们是提升透明度和责任度的监督者。由此，当他们威胁到当权者的利益或者曝光政府或者重要人物的不当行为时他们可能成为噤声策略的受害者。
并非所有的噤声技法都是明面上的，但即使暗地里的企图，比如威胁诉讼 – 或许针对一名记者或者没有大新闻机构做后盾的自由撰稿者 – 或者侵入一名记者的私生活都可能影响记者的监督职责。
媒体多样性堪忧
骚扰可能使得女性从传统男性统治的行业撤退，使得女性的声音变得更加稀有。“我们当然知道女性不成比例地成为了网络骚扰受害者，”Salazar Ferro说。“如果女性报道诸如运动之类的领域就更常见。所以，是的，我想骚扰确实会导致新闻编辑室里的不平等。”
一个类似的机制可能会影响到在新闻编辑室中的其他少数族裔，比如LGBTQ journalists，或者有色人种。如同保护记者委员会强调的，报道LGBTQ议题会带来更大的威胁与报复的风险。大赦国际的2018报告也发现有色人种女性被不成比例地在网络骚扰中盯上，相比白人女性在攻击和有问题的推特中被提及的几率要高34% – 尤其黑人女性，这一数字达到84%。
这些不断增高的威胁会使得少数族裔记者减少参与，最终影响新闻媒体的多元化，将会导致整个行业的挑战与局限。
阅读的其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