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讨论报告由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安雅·希夫林博士（Dr. Anya Schiffrin）、汉娜·克利福德（Hannah Clifford）、艾琳·麦金纳尼（Allynn McInerney）、凯莉·图米亚蒂（Kylie Tumiatti）和莉亚·阿拉拉贾赫（Léa Allirajah）撰写。
在COVID-19疫情期间，全世界的记者们都在感受着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工作机会减少、裁员和停业风波波及全球。
慈善家，新闻组织，经济学家和政府已相继提出解决方案，以解决这一场金融灾难，有些人呼吁这些团体之间加强合作。 在Konrad Adenauer Stiftung的新发表的《拯救新闻业：后共创世界的愿景》（Saving Journalism: A Vision for the Post-Covid World）一文中，我们分析了各类拯救行业危机的全球倡议。
我们的研究表明，市场开始对政府和大型科技公司投资类新闻重新产生了兴趣，并着重于目前已有的投资渠道，而非开发新渠道。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文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在Luminate基金会常务董事Nishant Lalwani的指导下，我们将它们分为四类：大型科技公司付费新闻；政府补贴和支持；新的商业模式和慈善资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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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大公司付费新闻
在我们的采访中，有许多人都已经强烈感到，目前应该是让大科技公司大力支持新闻事业，并让政府参与实现这一目标的时候。
例如，澳洲消费者与竞争委员会（Australian Consumer and Competition Commission）推出新媒体代码，该代码将迫使Google和Facebook去支付新闻费用。这项法案于12月份提交国会，要求技术公司为他们使用的新闻所付费，如果不能就价格达成一致，该法案将迫使它们进行具有约束力的仲裁。该法案还要求科技公司在更改影响受众流量的算法之前，需先行通知新闻媒体。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法案将在新闻机构和科技公司平台之间建立更加平衡的关系。
德国，西班牙和法国都试图利用版权法让大科技公司为新闻付费，但是澳大利亚正试图利用竞争法来改变技术公司与媒体公司之间的力量平衡。
美国也在努力让科技公司为其使用的新闻付费，其中包括Free Press于2019年提出的对微型目标广告征税的提议，然后用这笔资金来支付公民新闻。 此外，还有两党制定的《新闻竞争与保存法》（ Journalism Competition & Preservation Act）。该法案将允许出版商在与Google和Facebook协商付款时绑定在一起。
(2) 公共补贴与支持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对政府对新闻支持重新燃起了兴趣。这其中包括非洲和美国等这些过去一直对公共资金的危险保持警惕的国家。
挪威、丹麦、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加坡都加大了政府的额外资金和/或税收抵免力度，以在疫情期间支持新闻业。例如，澳大利亚政府在5月份设立了5,000万澳元的公益新闻收集基金，以帮助维护地区区域的公益新闻；挪威和新加坡在新冠疫情期间向网点和自由职业者提供补贴；丹麦则投入1.8亿丹麦克朗，以补偿网点2020年3月至2020年6月之间广告收入的损失。
美国方面提出许多支持新闻的提议，包括于2020年7月颁布的《地方新闻可持续性法案》（ Local Journalism Sustainability Act）。该提议的法律将向地方媒体提供联邦税收抵免，以供订阅、记者补偿和广告。倡导者希望其中一些计划能在2021年获得表决。
在报告中，肯尼亚记者Mark Kapchanga辩称，一些濒临倒闭的新闻媒体应从政府那里获得财政援助，但资金的提供方式必须确保新闻媒体可以例如通过肯尼亚媒体委员会等机构而保持新闻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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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商业模式
创新者还希望了解当前的商业模式可以进行哪些类型的更改，以便可以保留高质量的新闻。在南部非洲，博茨瓦纳记者Ntibinyane Ntibinyane正在为“数字过渡项目”寻求资金，该项目将保障南部非洲优质新闻媒体的生存，并在疫情期间帮助他们过渡到长期盈利模式。
在美国，对冲基金旗下拥有6,700家当地新闻媒体。 这些资金对长期支持新闻不感兴趣，而是对短期获利感兴趣，许多媒体专业人士对此感到担忧。 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前高级顾问史蒂夫·沃尔德曼（Steve Waldman）并没有等待他们被抹杀，而是提议将这些网点变成非营利性或本地网点，这与自由出版社（Free Press）和学术界人士维克多·皮卡德（Victor Pickard）的提议相类似。
(4) 基金会资金
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了全球数百个甚至数千个小型创业公司。 2020年，许多组织在疫情期间建立了应急基金，并马上被众多迫切的申请书所吞没。Google新闻计划（Google News Initiative ）资助了拉丁美洲、非洲、亚太地区、欧洲和美国的媒体，他们从近12,000名申请人中选出5,300个新闻编辑室，为他们提供着从5,000美金到30,000美金不等的赠款。
拉丁美洲政府在支持新闻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努力，因此主要是基金会、Google和Facebook介入帮助着新闻编辑部。 Facebook和国际新闻工作者中心向拉丁美洲的媒体提供了200万美元的赠款，以帮助他们报道新冠疫情并维持生存。
经验教训：
以上每个类别都为将来为新闻业提供更多实质性和可持续性支持提供了希望。但是，这些因素都不能自立，尤其在疫情使本已日益严重的危机恶化之时。 尽管慈善支持已使全球数百甚至数千家媒体获得了支持，但我们仍需要更多系统性的支持。
以上示例提供了一些想法。，而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来自捐助者的协调和政府支持，以保持现有媒体的生存并加强当地新闻生态系统，而非资助可能会彼此竞争的小型初创企业。我们的研究表明，我们仍有许多方向可以探索，许多国家行为可以值得借鉴。这些国家可以为高质量的新闻业提供政府支持，并尝试让大型科技公司帮助支付新闻费用。
Anya Schiffrin博士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高级讲师。 她与学生们一起写了这份报告：汉娜·克利福德（Hannah Clifford），艾琳·麦金尼（Allyn McInerney），凯莉·图米蒂（Kylie Tumiatti）和莉亚·阿拉拉贾（LéaAllirajah）。Chloe Oldham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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