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国际新闻机构报道疫情的前线教训

作者Patrick Butler
Apr 6, 2020 发表在 COVID-19 Reporting
Newspapers

面对可能的一场全球独立媒体的“灭绝事件”,全球的记者们必须联手合作以抗击恶意信息、政府压制以及经济衰退带来的三重威胁,三位顶级编辑在ICFJ周五的在线研讨会上分享。

Maria Ressa,菲律宾Rappler媒体创始人,说尽管她的机构处于相对安全的财务状况,全球许多其他新闻机构却处于崩溃的风险之中。结果可能是疫情之后很多人不再依赖独立媒体提供免于政府控制的事实信息。

“这是一场灭绝事件,”她说。“不仅仅对于决定参与式民主的质量的记者而言。也是疫情之前的生活方式的终结”。

由ICFJ赞助的全球健康危机报道论坛网络研讨会包括有Ressa,南非每日新意见的创始人Branko Brkic,以及印度 The Quint的创始人Ritu Kapur。 (Ressa获得了2018年ICFJ奈特国际新闻奖)。所有讲者都在运作全数码的新闻机构。这次讲座由ICFJ的全球研究总监Julie Posetti主持。

这里是一些亮点。

关于抗击虚假信息

Brkic: 虚假信息和恶意信息在疫情之前已经甚嚣尘上,但是现在,抗击虚假信息成为了前所未有的生死一线的事情。

“任何传播假新闻的人都是糟糕的人。死亡率让我感到很恐怖。”

Kapur: “在印度发生的是公共层面进入了假新闻,新闻机器开动……比如说穆斯林社群在尝试传播感染”。

“我们让我们的团队专注于问答,放出我们的回答这样人们不会在看到任何第一眼的时候就相信。另一个团队专注于解决式新闻……我们也加强了事实核查。我在想当我们从中脱颖而出时我们将会成为一支更强大的事实核查队伍。这是疫情带来的好处”。

Ressa也提及了“好处”,在菲律宾,恶意信息 — 往往针对Ressa和Rappler — 甚嚣尘上。现在人们被困在家中,团结在一起,曝光恶意信息传播者,她说。“这也是我们看到解决之处,”她说。“那些真实世界的社群会被迫使一起合作,要求其领袖给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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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言论自由被以抗击虚假信息的名义受到压制

Kapur: 她注意到在印度,穆迪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对于不发布政府官方信息的新闻媒体有所歧视。

“政府发布了反应糟糕测试状况的数据。记者们从现场了解情况,从人脉了解情况,数字应该更高……但是我们对于如何发布必须足够小心。任何与官方版本冲突的数据都可能被视为假新闻”。

Ressa 周五应该出庭,时杜特尔特政府对她的诉讼。这场诉讼,可以最高使得Ressa被判12年刑,已被推迟。她现在面对多宗诉讼,加起来最高可以判处80年徒刑。她说疫情在公众之中造成双重回应。一方面,许多人太担忧疫情对生命的影响以至于不关心这些威胁 — 更多是因为他们没办法得到食物,而非因为病毒,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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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闻媒体面对的经济危机

Brkic: “每日新意见某种程度上就是为这类危机而生的。十年来我们都在财务上很紧张。因此我们承担不起办公室成本。所以我们已经在家工作两年了”。

Kapur: “在印度这样独立或者批评类媒体本已受到威胁的国家,关于生存,我们变得比较实际和非情绪化了。哪些成本是可以节约的,我们如何调整模式,取决于如何发展。”

Ressa 说独立媒体的挑战将是“将开支的曲线平息”,时下流行病学专家正在尝试平息传染曲线。新闻媒体机构在封锁期间不会收到营收,所以他们不得不找到保持现金流的方法。

关于高质量新闻的重要性

Brkic: “从新闻行业角度,这是我们的最佳时刻”。尽管新闻媒体被限制无法派出记者到现场,他们仍在发表高质量内容,其中一些是由用户发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