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前五个月就有5名记者在墨西哥被谋杀— 悲剧，但更令人难过的是，在全球从事新闻行业最为致命的国家之一，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意外的数字。毒枭、国家以及警察腐败，低效率的司法制度都是使得墨西哥成为能够让那些企图噤声批评之声者逍遥法外之地。
为了应对这种糟糕的情况，对于人权活动人士也代价很高，时任总统Felipe Calderón的政府在2012年建立了保护人权捍卫者及记者的机制。这个计划旨在保证“那些由于捍卫或提升人权、言论自由和新闻而处于危险中的人的生活、诚信、自由及安全”。这个机制提供给处于危险之中的活动家、记者、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即时的保护措施，比如庇护或者人身保卫、安全摄录及设备，包括防弹背心和卫星电话等等。
这个项目实施7年之后，国际和平旅 (PBI) 以及拉丁美洲事务华盛顿办公室(WOLA) 发表了这份报告，"扭转无代价侵犯记者的现状，在墨西哥建立保护人权捍卫者记者并提供司法渠道。"这份 报告分析了这个机制自从建立以来直至2018年的成效，这段时期恰好与前总统Enrique Peña Nieto的任期相同，他的政府“标志性地出现了对于批评性和异议声音的敌意，并显示未能保护他们的行动空间”，根据这项研究显示。
为了汇总能够提供精确提供这项机制结果的数据，报告撰写者与受害者、墨西哥官方、全国及国际人权组织和成员们做了多次采访。并且，超过40个查询信息请求被提交给了10个这个项目接受大量申请的部门，包括总检察长办公室、检察官办公室等等。
对于作者Gina Hinojosa， Virry Schaafsma以及Maureen Meyer要想获得这些请求的数据并不容易。
"很少有检察官办公室会在墨西哥透明法案要求的时间区间内给我们提供我们要求的数据，" Gina Hinojosa， WOLA的项目助理，告诉IJNet。
“我们不得不发出多次请求并多次打电话以要求得到数据，”她补充。“在Coahuila这个案例中，国家检察官办公室并没有在我们第一次提出申请直至报告发布的七个月时间段之中提供给我们完整的数据。这也就是为何最终文件中不包括Coahuila的原因。”
作者还发现来自于几个检察官办公室的统计并没有提供关于针对记者与人权捍卫者的分散犯罪个别统计情况，因此使得确定案件之间是否讯在共同模式以和案例之间的联系难以被确定。“我们把这看作是对于墨西哥人权捍卫者所面临的高度暴力的严重忽视，也是墨西哥政府对于理解他们正在处理的危险的漠视”，Hinojosa说。
这种永久性机制的创立本身当然是好消息。截止2019年1月，这个项目已接受其收到的要求保护的766份申请中的644份，2012年以来共有1144人收到了某种形式的保护。然而总体状况是令人悲观的：自2017年8月以来，项目的6位赞助者已被谋杀，新总统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的政府已经将这个项目原本就微薄的预算削减了，由此进一步阻止了其工作效力。
这份报道包括的其他发现：
- 这个机制所提供的保护措施通常都不足够。没有确定记者在获得保护措施时不同需求的危险分析。这些措施往往并不可靠，未被充分实施，并且未能将该国不同区域的当地实际状况纳入考虑。
- 这个机制受限于人手与预算的严重不足。仅有35个机制专有工作人员监管831名记者和人权捍卫者的保护工作。尽管情况如此，墨西哥2019年预算依然进一步削减了内政部人权部门的预算资金 — 这些预算用以为这个项目的工作人员支付薪酬 — 削减额度为超过61.05万美元，表明2019年将不大可能招收人手。
- 墨西哥政府未能适当调查和处罚针对记者和人权捍卫者的罪行，也使得这些团体面对攻击。在2012年直至2018年6月期间，仅有3%的被检察官办公室开启的调查及受到WOLA和PBI分析的案例最终进入到了法庭程序。
- 一些执法机构常常将时间和资源放在削弱甚至罪化记者的工作。报告也披露，在诸如Chihuahua的案例中，官方声称记者是施害者的案例是记者是受害者的案例的两倍。
报告对墨西哥政府做出了一些推荐，其中包括确保机制由必要的人力和资金资源以充分发挥作用。还特别强调了全国检察官们以及检控办公室的调查工作，建议对他们进行关于如何在受害者新闻或行动家工作的语境下分析犯罪行为的特殊培训。他们更需要熟悉最近刚刚通过的调查违背言论自由犯罪的标准化方案。
"我们相信检察官们应该已经系统化了档案，并追踪人权捍卫者和记者们遭受的犯罪，因此他们能够判断其可能的类型和操作模式，”Hinojosa说。"这些信息不但将帮助调查，还可以与这个机制分享，以便于这些官员了解各地行动者和记者们面对的特别风险，由此发展出更好的避险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