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记者正在关注新冠疫情下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新加坡爆发时，新加坡立刻选择关闭国境。在这个国家里，外来劳务人员占到人口比重20%仍有余，而这一大批外来劳务人员往往群居在宿舍里。当新加坡国门关闭时，这一批外来劳务人员立刻陷入了孤立无助的环境中。狭窄的宿舍里不仅物资短缺，而且住在里面的外来劳工们每天都陷在密集狭窄环境中感染新冠病毒的恐惧中。

行动主义者称这是新加坡遭遇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新加坡记者们迅速采取行动，将镜头与报道对准向这些外来劳务人员所处的可怕状况。

新加坡记者张一鸣（Toe Ee Ming）和黄内丽（Nelly Ng）便是报道该话题的记者之一。

“我想看看我能如何参与到该话题的报道中去。但是很快我发现，关于这类型的报道信息已经有很多了，如何去寻找新的报道角度是个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太多关于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精神状态的报道信息，“一鸣说。“我们想去展示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中间一种比较积极的应对状态。他们的生活条件的确比较糟糕，但是他们也在应对着这样的生活。”

他们对于新冠疫情期间在宿舍隔离的外来劳务人员新闻记录发表在10月份的《东南亚环球》上。 这篇报道集中关注了隔离状态对外来劳务人员的心理影响。在10月份IJNet和国际记者网（ICFJ）共同创建的全球健康危机报告论坛上，这篇报道被评选为热门话题之一。

“这个故事选题首先是一个本来就存在的人道问题，只不过新冠疫情将这个问题放大了。不同的报道角度，来自外来务工人员的声音，加上令人震撼的摄影，都是优秀的长篇报道内容。”国际记者网社区参与总监罗克（Stella Roque）说.

两位记者过去都报道过农民工，这使他们可以利用已经建立的联系方式与可能难以沟通的宿舍中的工人取得联系。 作家还使用社交媒体与农民工社区建立联系，该社区与其他社区一样，已经寻求技术来保持联系。 Ng说：“由于新加坡处于封锁状态，我们只能通过短信或电话与他们进行交流，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令人遗憾。” “您真的希望您可以面对面见面。”

张一鸣和黄内丽过去都曾报道过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曾经的报道经历使得他们在这群报道对象之中存有一定的人脉联系，否则在疫情爆发后，想建立新的联系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在此次疫情之中，两位记者也不得不转向社交软件去联系采访对象。

“因为新加坡全境封锁，我们只能通过短信或电话的方式进行采访。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对这样的采访方式感到有些后悔，”黄内丽说。“我真希望能和他们面对面对谈。”

住在宿舍内的农民工说，肮脏的环境，难以下咽的食物，再加上与世隔绝的条件，令他们感觉像在监狱。 黄记者与张记者都认为这些情况会造成精神压力，以及对感染新冠病毒的焦虑，是他们的首要报道任务话题。

黄记者说：“新冠病毒疫情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都是非常令人痛苦的事件。但是对于这些低薪外来劳务人员来说，我想更是如此，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生活条件并不理想。” “他们是较早被限制封锁的群体之一。与社群相比，受限时间要长得多。” 

这个新闻报道揭示了农民工的困境，同时也展示了他们的韧性和彼此之间的承诺。类似的积极报道常常会因为受访人群的受害者身份而遭抹除。

报道文章中的受访民工伊斯兰·洛基布尔（Islam Rockybul）是一名安全协调员。他时常主持视频电话，与受他监管的100多名工人及其家人保持联系。 他和在孟加拉国的妻子也常常进行视频通话，一起做瑜伽。

接受采访的另一名外来务工人员扎基尔·侯赛因·霍坎（Zakir Hossain Khokan）在4月确诊了新冠病毒。 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他协调卫生产品，在病床上读取捐赠物资。 张一鸣通过语音采访了他，但张一鸣说一次只能发送一个问题和答复的采访方式很困难。

在报道文章发表后，一个在移民社区当医生的朋友鼓励黄记者和张记者编写可供外来务工人员们寻求资源清单，因为这些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民间信息可能极为短缺。 这批资源清单被称为“亲爱的移民兄弟”（Dear Migrant Brothers），该清单可供工人通过QR码下载。 

尽管人们承认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劳务人员的生活条件很差，但有些人担心，对于劳务人员社区的关注热度会马上过去。

张记者说：“许多人都认为对于他们的关注热度已经过去了。” “他们感到幻想破灭，因为没有新闻专题再对准他们，而他们仍然挤在八到二十个人的宿舍里，仍然挤在卡车的后车厢里。” 张记者补充说：“一位工人说，他认为我们没有从这次的新冠疫情中学到任何东西，这对我来说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所有图片由张一鸣与黄内丽提供。

Chanté Russell 是霍华德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目前在国际新闻工作者中心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