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错误的内容是记者最糟糕的噩梦，这是事实。错误会吞噬媒体的公信力，对于个人和组织产生严重后果，并且损害记者提供准确和真实信息的使命。但是仍然，犯错是人们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尤其是在快节奏的新闻编辑室，而发布恰当的更正能够止损。
错误可能是形式的，包括拼写错误，误导用词，诽谤侵犯名誉言论，遗漏以及事实错漏。在2012年，一份伦敦城市大学论文报道，在美国，在过去70年里40%到60%的报纸文章都包括某种类型的错误。
尽管缺乏清晰的普适标准，大多数主流媒体机构现在都有更正和投诉政策。这变得日渐普及，尤其是在线版本，可以看到错误在评论中，在社交媒体上或者专门通过邮件或者网站来更改和报告。
过去几个月最为具有争议性的案例包括Poynter戏称为“所有更正之母”的例子，这是一份579个单词长度的涵盖了《华盛顿邮报》一篇7月发表的文章中15处错误或者不准确之处的更正。另一个例子则是《纽约时报》在收获读者、记者和政客们的批评后发出的头版头条的修改。
目标是防止所有错误的出现，然而，那又是不现实的。因此，记者和编辑们需要批判性地思考，如何通过恰当使用更正而提升公信度和透明度。
以下是记者们分享的一些处理错误并制作更正的战略和经验。
设置一个体系
Laura Helmuth是一个《华盛顿邮报》的健康与科学编辑，她解释了该报的更正策略：“我们有帮助读者报告错误的渠道，这个系统能够产生出一分报告，会发送给该篇文章的编辑，他/她就需要负责查证是否确定存在错误”。
如果那确实是一个错误，记者就会发起一个更正请求，之后这个请求将通过数层批准，最终发表。“我们会将更正标记于在线报道，并在印刷报纸上发布一个更正小方块”，她说。
Helmuth在过去几年没有处理过非常重大的错误，但是她遇到了“一个拼错的名字，一个写错的动物名，一个由于摄影师或者图片编辑失误造成的定向错误”。
调查和讨论
Jem Collins，记者资源的创始人和主编，同时作为一名作者和编辑参与了编辑发表的文章。她的第一条贴士是不要惊慌，尤其是对于在线内容，因为有很多进行负责任的修正的机会。
在上一家媒体花了很多时间与团队做出一项投诉政策，她将投诉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不需要讨论太多即可修正的小错误。另一种是涉及报道本身的问题。“当我们都坐下作为一个团队一起认真讨论，包括作者、编辑以及任何可以贡献一些真知灼见的同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团队会一步步过一遍报道，审视证据：使用的信源、采访速记等等。因为这个原因，记者们保留所有记录，包括数据、录音、笔记以及其他故事中用到的内容就很关键。
“上一次是一篇我们的长篇报道，”Collins回忆。“最终我们认为报道立得住，所以我们确保以完整说理回复投诉”。
如果更正是必要的，就会标示清楚，甚至另发一篇专门的更正文章。无论哪种情况，所有参与采编过程的人都会得到通知，社交网络上也会进行更正。
如果一名读者要求一名自由记者改变什么，Collins建议保持短小并与编辑沟通“不要直接发邮件，花时间挖掘事实，这样你不会多次要求更改。一封短小邮件‘抱歉，我有个小修改’会好得多”。
发布道歉声明并追踪虚假信息
去年二月，《福特沃斯星报》专栏作家Bud Kennedy批评了德克萨斯州长，但依据是另一家报纸上的错误信息。他发现了错误，原始帖文已被删除，Kennedy随后发布了一篇致歉专栏，请求读者们帮助转发。
“在我30年职业生涯中我一定会这么做，当你获得错误信息，你需要向读者解释并道歉，”他说，并说这是本能的决定。这是他作为一名专栏作者与读者之间关系中最自然的一部分。
“我必须保持读者的信任,”他补充。“当我犯错，我必须如实地说出”。
一旦新专栏发表，星报读者团队就会建议直接给转发过原始专栏的人发送，Kennedy解释。这是大胆的举动，但在数码时代影响很大。
Dan Gillmor在尼曼实验室解释了“我们信任的新闻透明度实验有巨大潜力的催化剂：将更正信息沿着原始文章在社交媒体传播的路径再传播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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