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和保守派对于虚假信息的反应会有所不同吗？有多少政治对话其实是在网上进行的？由机器人制造的虚假信息与真人制造的虚假信息对于我们的影响会有区别吗？事实上，在网络上对于我们究竟有什么影响？
这个星期公益机构Hewlett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社交媒体, 政治两极化，政治虚假信息：科学素颜的概览,” 旨在列出关于这些话题的关系我们知道及不知道什么。报告作为我们仍旧持有的问题的目录尤其有用，它还标出了现有的研究存在哪些冲突。
这份报告，包括有几名不同专业的学者（领军作者Joshua A. Tucker, Andrew Guess, Pablo Barberá, Cristian Vaccari, Alexandra Siegel, Sergey Sanovich, Denis Stukal, 以及Brendan Nyhan），开端是一个“移动拼图”的图表。作者们有意决定不把社交媒体的使用和民主的质量相挂钩；社交媒体既不是天生民主也不是天生非民主，他们写道，“只是一个平台，在其上，政治角力者—一些是支持民主的，一些则反对民主—可以角逐权力和影响力。”（在2010年，《民主期刊》刊登了一篇关于社交媒体的文章，标题是“技术解放”。到2017年，同一份期刊又刊登了《民主能在互联网时代存活吗？》）
所以，这里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其中的一些和另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有所重叠了。
什么是“在线政治对话”? 什么是“回音室”?
忘掉“假新闻”和“虚假信息” (尽管我们也需要一些共同的定义): 但在学者之中甚至都没有共识，关于究竟“在线政治对话”以及“回音室”究竟是什么。很多研究尝试聚焦于人们在网络上所表现出来的分歧的量，但是我们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究竟什么样的谈话可以称之为“政治的”，什么称之为分歧，或者哪怕就是什么可以称之为对话 (比如说，如果一方根本就是机器人呢？) 然后接下来是回音室: “到现在，不但对于什么程度的选择性呈现可以称之为‘回音室’没有共识，也没有任何对于如何衡量这种选择性呈现的共识。”
不同的在线群体会面对不同级别的虚假信息吗？并且他们对于虚假信息的反应也会不同吗？
比如说，自由派和保守派会看到相同数量的在线虚假信息吗？那些社交媒体控呢？我们需要对于不同的人们会对同样的事情做出怎样的反应了解更多；作者们建议我们可以从学习“是否极端分子比温和人士更倾向于反应不同”，或者是否保守派会比自由派反应更加不同。“如果不论虚假信息或者政治两极化对于保守派和自由派影响不同，那么这种研究的推进就会显得尤其重要。”
个体面对虚假信息的时候会如何应对？
一些研究者发现了一个“反弹或者回飞镖”效应，就是当人们面对与自己原本观点相抵触的信息时会比之前更加加固原有观点。但如果这确实发生（有些研究者认为并没有），还不清楚有多少不过是“党派啦啦队”而非有依据的信念。
关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虚假信息对于公民的政治理念有多大程度的影响”所进行的不同研究，或者是否其增进两极化，有着互相抵触的结论，一部分是因为研究使用了不同的关于虚假信息以及两极化的定义。“有时候谣言、虚假信息、误导信息、严重党派化信息之间的区别相当模糊。”加之，这不仅仅是只关乎你投票给谁：我们需要对于接触虚假信息如何影响人们对于不同事件的观点、他们对于政治的整体兴趣以及对于制度信任等等进行更多的研究。
研究通常是关于一个平台，但很多人是在使用不同平台的（包括线下媒体）。
多数社交媒体研究聚焦于推特；正如Jonathan Albright最近指出的，推特并不是大多数人呆的地方。脸书是，但我们并没有很多关于脸书使用如何影响政治的研究。（脸书自己的特性使得其很难被研究！） 报告还呼吁多进行谷歌搜索结果的分析。并且还有传统媒体：它与社交媒体如何互动？“社交媒体政治谣言”是如何进入传统媒体新闻报道的？严重党派化的新闻媒体有着怎样的社交媒体战略？
基于美国的研究有多少也适用于全世界的其他地方？
美国的两党制政治制度并不常见。同样，“在更加不稳定、混合型的和不民主的政体中，数码媒体如何加剧两极化与虚假信息泛滥”也还并不清晰。
整份报告，包含了很多我们并不知道的内容（以及我们知道的！）可以在这里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