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由撰稿人索菲亚·黄（Sophia Huang）开始着手调查性侵等类新闻案件时，她都会告诉当事人“我不会将你告诉我的故事不留余地地全盘告诉公众，也不会完全听从你的观点去定性侵犯者。” （“It’s one thing to share your story; it’s another to go public and name the accused.”）
索菲亚曾在#MeToo运动中，着手调查过中国顶尖高校内性犯罪 ——2019年她曾为自己撰写的报道而入狱——索菲亚认为，在性犯罪类新闻报道中，对侵犯与被侵犯者双方都进行全面地理解是极为重要的部分。
“首先，我会告诉被访者我的经历，我曾遭遇过怎样的痛苦，并向他们解释我会如何着手调查，为什么我需要和他们的朋友及同事谈话。”索菲亚在 GIJN 举办的“性侵调查：如何举报以及举报通道”网络会议（ Investigating Sexual Abuse: Reporting Tips and Tools）中对记者们说。
[阅读更多：在疫情新闻中消失的女人们]
对于索菲亚来说，在报道性侵类新闻时，记者需要与受害人或幸存者建立一层特殊关系。这种关系需要建立在信任上，但同时也需要保持必要的客观以鉴别故事的真实性。
索菲亚曾报道过多起性侵新闻，她认为“避免受害者有罪论与荡妇羞耻”是极其重要的——她从未问过受害者为何她们事后不选择报警。她会问受害者，是什么阻止她们去寻求权威的帮助，去把责任推给让她们失望的社会，却转而怪罪自己。
但同时，索菲亚强调，报道的真实性很重要。对于记者来说，“尽可能地采访每一个人”是很重要的步骤。同事、家庭成员、被指控的侵犯人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采访对象。记者们所要呈现的并不是仅仅是故事一面。这类报道应该是一项全面收集证据的谨慎工作：照片、录音、监控视频等等，去重返犯罪现场。”
她告诉她的采访者：“我相信你，但是你同时要让其他人、让大众去相信你的话。”
法国调查记者布雷杜 Lénaïg Bredoux是法国独立媒体领头代表Mediapart杂志的性别话题编辑。她说，记者应该去更多考虑哪些证据可以支持性侵犯罪调查，而不是因为获取证据太困难而选择放弃去报道这些细节。
“一些新闻记者仍然认为获取性犯罪的证据是不可能的。”布雷杜说，“这不对。去获取证据不是说去整理出一张文档或者Excel表格来。你可以找到一些存留文件：短信、邮件、社交软件留言等。有时候你还会找到语音消息、日记、照片等去证明案件中双方是互相认识的。”
当这些证据被删除时（布雷杜说，这种情况在许多情况下都会发生），记者可以通过与受害者朋友圈圈中的人取得联系去寻求备份。
[阅读更多：新研究揭示针对女记者的网络暴力]
“很多情况下，受害者可能与别人谈过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她们的伴侣、家人、朋友、同事。”布雷度说。 “很少见到受害者完全没有向身边任何人提及她们经历的案例。 记者可以在她们的日常对话中找到证据。”
在布雷杜曾发布的报道中——包括《性暴力开拓性调查》和《针对法国电影导演卢克·贝森的性虐待指控》——她曾提出，找到多名目击者甚至多名受害者事极其重要。“找到多名受害者意味着，这个故事更加可信，并且有了多方面的描述。”
布雷杜提到，其实我们经常忘记来自男性目击者的话语。“这不是说女性的声音不该被听到，而是仅仅听从来自女性的声音事不够的。这类新闻也与男性紧紧相关：他们可以打破沉默，可以帮上忙。有时候只是记者们没想到要去采访他们。从我的经验来看，男性也是很好的目击证词来源。”
她补充道，目击者们也在坦白着特殊的感情，“他们的生命、经历和痛苦。”尽管记者们需要对受害者抱有一定同情，但是要注意“保持距离”。“我们必须要检查每一处细节，不存疑惑，收集每一样证据。这就是我们作为记者的职责。”
自由撰稿人阿什瓦克·马苏迪（Ashwaq Masoodi）着重于印度国内性侵新闻，她说新闻工作者选择用怎样的语言去描述故事也至关重要。
“强奸与性无关，”她曾说。 “我们不能使用“非自愿”一词。” 记者应该尝试“向幸存者询问她们会如何去描述发生的事情，倾听她们如何自我描述，而不是代表她做出决定。”
有些遭受过性侵的人——数据显示大多数报告案例为女性——会更倾向于被描述为“幸存者”，而非“受害者”。有一些人也会选择用不同的名称去描述曾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
马苏迪也曾在工作中采访过受到性侵的男性。这类案件大多集中在城市里，并且案件中的幸存者常面临着偏见。“而且与我们普遍认为的陌生人作案不同的是，数据显示99%的案件为熟人作案”
在2012年德里学生Jyoti Singh轮奸案后，印度针对性侵犯罪颁布了极为先进的法律。但是这个国家仍然是个危险的国度，每15分钟就有一个印度女性遭遇性犯罪，马苏迪说。在印度，针对女人的性犯罪“与社会阶层，种姓制度和荣誉等紧紧相关。”
索菲亚·黄也回应道，中国的国情也存在类似情况——她和她的受访者都被要求保存沉默，因为这样的报道损害了国家安全。 她说，在最近的一宗案件中，一名受害人被以诽谤罪名起诉。
索菲亚解释道：“幸存者挺身而出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国家审查。”“当政府将幸存者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时，幸存者就很难在这种情况下站出来。 即使身为记者，我也曾接到警察的电话，要求我停止采访。 我们必须与犯罪者、与法律、与制度作斗争。”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新闻报道发表之前或之后，与受害者或幸存者的保持联系。 对于索菲亚来说，知情同意权至关紧要。
她说：“我会给他们尽可能多的时间。” “当我我完成文章时，并不急着去发表。我会等待几周，问问自己，我准备好了吗？ 报道是否准确？ 我完全了解受访者吗？ 所有细节都对吗？”
对于布雷杜来说，记者的职责之一也包括，在报道完成后与受访者保持联系。“在写完报道后，我们要与他们继续后续跟进。”她说，“因为受访者们面临的危险无处不在：政治上、学校里、大学校园中，等等。他们感到害怕是对的。性侵有关权利与统治。我们都必须注意这一点。”
本文最初由全球调查记者网络（GIJN）发布。 经许可重新发布于IJNet。
劳拉·迪克森（Laura Dixon ）为GIJN的副编辑兼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