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撰写有关媒体信任度的文章已有多年，特别对具信誉的新闻和信息的经济价值感兴趣。人们想要他们可以信任的信息；他们消费他们信任的媒体，甚至会为他们信赖的媒体付费。
读者们迫切需要可靠、值得信赖的媒体。
现在请来看看他们面对的挑战：
- 大部份人从谷歌和 Facebook 获取新闻，这些平台收集大量有关我们的习惯和行为的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来提供广告——其中一些较可靠且直接，而另一些则不然。
- 我们受到政治广告的轰炸，这些广告通常倾向于攻击性文宣，这包括针对对方阵营而又难以查证的主张，也包括彻头彻尾的谎言，例如指控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的移民涉偷窃和捕食人家的宠物。
- 在世界上政权不稳或专制的地区，政府往往会迅速行事以巩固对媒体的箝制，并策动“弥天大谎”——而这种谎言讲得够多了，听起来就逐渐变正常——“谁都知道了”。
- 为什麽每逢军事政变，领导人都会接管大型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并视委派媒体有影响力人士为他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因为他们可以控制信息的传播，控制人们可以造访的新闻。
- 他们可以让对手保持沉默，并持续合理化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可能会说，他们在遵循人民的意愿，同时镇压反对派或为自己谋取利益，或两者兼而有之。
不过，这里还有另一个关于独立媒体的故事。以下有两个例子，而我将在本文讨论用更多的例子。
- Smart money is betting on local, trustworthy news（技资在本地、可信赖的新闻是明智选择）
- How publisher credibility creates economic value（出版机构的信誉如何创造经济价值）
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控制了权力
问问自己：为什麽世界上 10 家最大的公司中有两家的大部分收入均来自广告？（我指的是 Google 和 YouTube 的母公司 Alphabet，以及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母公司 Meta。）
这也许是因为对于任何销售任何东西的人来说，能够做到深入人心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广告信息可信吗？只要看看被操纵的产品评论，你就知道并不总是如此。
在政治世界中，广告可以帮助任何政治人物或政党以自己的方式包装自己。通常，这些特定方式的重点围绕着 “谁是敌人”。为什麽最近手机短讯、广告标板、电视、电台广播甚至报纸上充斥着如此多的负面广告？因为它行之有效。James Ball 早于 2023 年 6 月在《大西洋月刊》上就曾撰文预测在最近的选举週期中的政治广告氾滥。
我们在哪里以及如何获取新闻
皮尤研究中心 2024 年美国人新闻消费研究报告显示，“绝大多数美国成年人（86%）表示，他们至少有时会透过智能手机、电脑或平板电脑获取新闻，其中 57% 的人表示经常如此。”
他们如何在这些数码装置上获取新闻？“新闻网站或应用程式以及搜寻引擎最常见：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有时会透过这些方式获取新闻。略多于一半的人（54%）至少有时会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27% 的人对播客也有同样的看法。”
创建新闻应用程式或利用搜寻优化策略来作排山倒海式的宣传攻势是很容易的，有些媒体操弄者正正渴望利用虚假信息、错误信息和政治宣传来做到这一点。
而他们已经做到了。事实查核通讯 Reality Check 刚刚发布了一系列拆解帖文，显示了俄罗斯、中国、伊朗及其爪牙如何传播针对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自动化谣言。这全世界最大的军事和经济强国的政治稳定性正持续受到攻击。
弥天大谎
那些几乎不参与公共对话的人常常会重複他们所听到的大谎言，令它们慢慢成为日常—— “这谁都知道了” 。
在俄罗斯，普京将 2022 年入侵乌克兰描述为 “一次特殊军事行动”；任何使用 “战争” 一词来描述这场战争的人都可能面临被监禁或针对性报復——国际特赦组织指目前当地已有 20,000 人遭受这些打压。
如何可以传播弥天大谎呢？那就是争取依赖广告收入并以牟利为目的的媒体企业的协助。他们会推播引起恐惧、焦虑、仇恨的耸动性内容，以及能带来收益的点击量。
独立媒体与公众信任
这些现状都应该让我们感到担忧：我们可以信任谁？是否应该对这些大企业进行监管？关于监管问题，目前已有丰富的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它们都集中在其他人该做什麽、政府该做什麽、技术平台该做什麽等等。
同时，世界各地有数以千计的独立媒体（即免于政治和商业影响的独立媒体），旨在为社群提供人们可以赖之以採取行动的可靠新闻和信息。
儘管过去 20 年来，世界各地的主要媒体一直在失去读者、广告商和公众信任，但小型媒体的草根运动却在不断发展。
这些小型数码媒体旨在取代业已失却的东西——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可信赖新闻。Project Oasis Media Directory 就绘制了欧洲、北美和拉美地区 3,000 多间专门制作此类新闻的媒体机构。
我在八月曾撰写一篇关于此项目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它的融资和运动方式。SembraMedia.org（我是此组织的财务主管和执行委员会成员）与许多组织合作，联手展开了这项研究。
不要空等机会来临
我对过去几年倒闭的大型媒体机构没有什麽同情心，因为它们一直只在为广告商而不是读者服务。他们试图透过削减成本来保护自己的商业模式和利润——主要透过解僱最有能力提供人们愿意付费的可靠信息的员工。（我在 “投资新闻初创公司的大忌” 一文中就列举了很多例子。）
媒体创业家採取行动的另一个着名案例是媒体发展投资基金，此基金已在 47 个国家投资了 152 家媒体机构。他们着重强调的使命是“提供债务和股权融资，帮助独立媒体建立强大、可行的业务并维护其编辑独立性”。
我也应该提一提美国新闻计划，它已筹集 1.75 亿美元来支持 49 个当地非牟利新闻组织。
你应该看看 The Fix Media，它的核心是乌克兰的《基辅独立报》（Kyiv Independent）。自战争开始以来，此媒体团队已从 18 人增加到 50 人，这主要得益自来自不同机构和读者合计 180 万欧元（约 190 万美元）的捐款。
同时，The Fix 及其媒体合作伙伴额外筹集了 480 万欧元（520 万美元）来支持乌克兰国内外的同业。
我或许也可以提及来自欧洲和美洲 16 个国家的 20 家媒体机构，我和一些同事曾研究这些组织，撰写了一篇题为 “公共利益数码新闻的一些可行模式” 的论文。
这是一项公共服务，而不是一盘生意
在网络出现之前，以印刷品和广播形式发布新闻是一项利润丰厚的生意。但网络打破了传统媒体对制作和发行的固有垄断；如今，没有一家新闻机构可以声称自己有“独家”新闻超过几秒钟。
如果一个故事引起公众极大兴趣——公共腐败、滥用权力、社会不公义——其他媒体就会重新发表它。他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引述挖掘出这些事实的组织。因此，抢先报道并不构成什麽商业优势。这更多的是一项公共服务。
三年前，我开始写 “对新闻业抱持乐观态度的理由——儘管不如你所听到的一切”。我想到了第 12 个原因就收笔了；我几乎已说服自己了，我希望我说服了其他人。而我一直在看到更多的证据。
话说在前头。我不是一个盲目乐观、无视媒体中所有负面趋势的威胁的偏执型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一味举手投降慨叹无计可施，乐观者则主动开展行动。你可能不知道这些行动派有多少人；我就一直看到更多。
图片来源：Bernard Hermant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