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媒体行业在过去十年经历了大量的变化，那么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工种之一就要数驻外记者了。新闻机构很多都关闭了他们的外国驻点，使得大多数怀揣进行国际报道梦想的记者别无选择，只能做自由记者。
然而，以国际自由记者的身份谋生正变得日渐不稳定。随着新闻机构限薪并且减低国际报道量，一些记者指出驻外记者的环境已经变得多么糟糕。
面对一个变化的行业，一些记者不得不将海外事业暂停，但也有一些做到了继续他们的报道。
Megha Rajagopalan，一名Buzzfeed新闻的驻中东国际记者，通过选择一条非传统的路径实现了事业的目标。
“事业路径对于90年代或者2000年代的人来说都很不一样。但是对于在境外工作的我这一代西方记者而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进入这个领域，路径就极为不同了,”她说。
在大学的时候，Rajagopalan总是听到她应该在一间美国新闻机构起步，努力工作，并且最终被派往国外的建议，这是有经验的记者一直对于年轻记者做出的建议。
“现实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了，”她说。“我们向那些希望进入这个领域的人们提建议的方式也应该改变。”
2008年从大学毕业之后，Rajagopalan到中国参加了Fulbright奖学金项目，在那里她决定成为一名驻外记者。经过在美国的ProPublica实习之后，她进入了路透的入门层级培训项目，其中她的中文技能使她获得了优势。从那以后，她便被路透社中国局雇佣了四年，之后在2016年进入Buzzfeed中国局。她最近又搬到了Buzzfeed中东驻点。
“我的不少朋友选择了相同的路径：先从一家通讯社起步工作几年，把报道掌握好，然后可能转换到一些节奏慢一些的岗位,”她说。
尽管进入路透项目是竞争极其激烈的，Rajagopalan说她的路径要比自由记者稳定不少。
Anna-Catherine Brigida在大学毕业后就立即离开了美国并且前往拉丁美洲，在那里她为包括《华盛顿邮报》以及《卫报》在内的国际新闻机构工作。
“我已经做了差不多三年的自由记者，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财务挣扎过程,”她说。“我觉得我永远在工作，但是无论多么勤奋工作，财务压力永远在我头上，因为收入不够生存。”
Brigida说她从很难年轻的时候就感觉到财务负担，尽管当时她支出和债务都不多，居住在生活成本低的国家，而薪水则是以汇率更有优势的美元和英镑支付。
毕业之后，她意识到她想要成为一名驻外记者唯一的选择就是做自由记者。作为一名能讲流利西班牙语、又有报道中美洲移民故事的经验，她搬到了危地马拉。
“会说西班牙语很有用，因为雇佣编辑经济上很不现实,”她说。
尽管她有很多工作做，但编辑们往往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才会发表她的作品，这使得她得到稿费的时间被延迟，Brigida说。而这之后财务部门又会花更长的时间才会付钱给她。
明年，Brigida就不能被父母的健康保险覆盖了，额外的支出将使得她原本就紧张的预算更加紧张，这使得她为未来焦虑。
“我觉得为新闻机构做自由记者是永远不可能达致财务稳定的。我不喜欢这种感觉，而且我觉得这个行业应该改变，”她说。“我现在在考虑其他的可能性，做一些可能提供更大稳定性的兼职工作。”
在11月，Brigada开始为Migratory Notes担任一名新闻信作者，这是一个能够提供可靠收入的机会。在最近的一封新闻信之中，她分享了作为一名国际自由记者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