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报道疫情中学到的教训

作者Jennifer Dorroh
May 26, 2020 发表在 COVID-19 Reporting
Mapping COVID-19 in China

在中国报道一直都是一个挑战,但随着这个国家成为一场全球流行病大爆发的“震中”,信息管控和审查似乎更加甚嚣尘上了,《南华早报》记者Linda Lew在一场ICFJ在线研讨会上说。

“我觉得信息管控在变得越来越严”,她说。 

Lew从一月以来就在报道这场全球卫生危机,当时她飞到武汉去报道疫情大爆发,当时被称为“流行性肺炎”。在去到一家本地医院之后,她很快吸引了一位宣传官员的注意,对方将她带到了一个附近的警察局。在那里,当局强制Lew从手机里删除了她的照片和笔记,留下了她的个人信息,并警告她不可以再回医院,她说。

“这就是接触信息和人的难度之大的一个缩影,” Lew告诉ICFJ主席Joyce Barnathan,她主持这次讲座,报道疫情中学习到的教训。 

中国的信源开口接受采访很难,她说。“我们接触到了很多中国的活动人士和学者要求调查或者监督早期应对病毒不力的情况。但很不幸,这些人都被捕了”。

“我们还接触了一个很令人不安的案例,一组志愿者只是在维护一个GitHub数据库,储存一些这样的敏感报道。这些数据库背后的志愿者们也被捕了,”她说。“所以我想suo有这些事情都指向一个令人忧虑的趋势,就是审查在升级”。

在疫情之初,她说,即使世界卫生组织也没有质疑中国分享的有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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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往往害怕与记者对话,她说,尤其是关于可能会揭示政府管理不力的事宜。这可以理解。在上海一家实验室确定并测序新型冠状病毒并与世界分享之后,中国政府关闭了实验室要求“整改”,她说。“我们没有得到官方的任何解释,所以我们无法确证,但是确实看起来这之间很可能有关联”。

“这很重要,因为一旦测序可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们都可以了解这个测序并进行诊断,接着他们可以在各自的国家进行测试”,她说。

尽管有很多困难,她说一些内地记者“完成了很出色的工作,揭示了背后发生的事情,从记录下前线上医护人员的努力到患者及其家庭的故事,如何应对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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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也展示了其对于信息的渴求。在审查者从中国网络上删除了一篇关于敢言的武汉医生艾芬的报道之后,中国读者们将之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再将其在微信等社交网络重新发布。

“就像是一场接力赛,保持使这篇报道不死”,Lew说。“非常有创造性,向政府和全世界显示了他们不会让审查剥夺他们尝试找出真相的努力”。

为了克服缺少渠道的困难,Lew用电话采访,搜索社交媒体以找到线索,接着再尽力做事实核查。核查并不容易。看到政府解散了一个讨论中国北方监狱爆发疫情的微信群之后,她与当地的知情人联系上,对方提供了相关的信息。然而,当局并不会确证这个故事,所以她只能等到政府之后发布了信息后才报道所有的细节。

除了拒绝确证信息,政府还会否认事实。“很难区分政府可能发布的信息为假与网上虚假信息”,她说。

在这种情况下,新闻行业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Lew说。“我想新闻行业的准则就变得前所未有的急需”,她说。“任何时候我报道了这些新的说法或者新的科研,我就会不得不与至少几位科学家交谈,了解他们的观点”,她说。“你必须得核实,核实,再核实”。

特朗普政府指责一家中国实验室是病毒源头可能会破坏监督中国处理疫情不力的努力,她说。“我看不到这种指责有任何好处,我理解为什么美国这么做,但是我想他们走了一条错误的路”。

尽管中国确实犯了错误,“这些无依据的指控却会偏离监督中国政府”,她说。她采访不少与这家武汉病毒实验室合作的美国和其他科学家。“他们认为这种指控毫无依据,他们也为这家机构的安全性打包票”,她说。

未来,情况不大可能变得轻松,但是她说她与她的同事们在努力发现中国政府起初知道些什么,病毒起源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