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20 年，在尼加拉瓜应对着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之际，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掌权的政府加强了针对 2018 年当地反贪腐和人权侵害的社会抗争的镇压行动。
就在这情况下，四位希望展开深度报道的记者组成的团队採取应对行动，以创新的方式讲述故事，追究当权者的责任。他们推出了《Divergentes》——这是一个重点报道和触及尼加拉瓜和其他中美洲社群的全新数码媒体。Divergentes 的联合创办人兼编辑协调主任 Wilfredo Miranda 说：“我们当时都辞去了全职固定工作，跳入了这虚空之中。身边所有人都在说 ‘你们是疯了吗？’”
《Divergentes》对政府贪腐的调查很快就为团队赢得了国内和国际的认同。但在 2021 年，政府总检察长开始利用针对维奥莱塔·巴里奥斯·德查莫罗和解与民主基金会（一家致力于推动言论自由的非牟利组织）涉洗钱的调查的名义，传唤独立记者和新闻机构到法庭。当时，身为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基金会主席的查莫罗（Cristiana Chamorro）被软禁，超过 20 名记者被盘问他们跟此组织的关係。
Miranda 是那年 6 月被针对的记者之一。他说：“《网络犯罪法》威胁要判我 8 年监禁，政府根据这部法律来决定某人发布的内容是否假新闻。”
出庭后，Miranda 连衣服也没有换，就立刻逃往哥斯达黎加，只带上他的电脑随行。他的 30 多名同事也被迫离开尼加拉瓜，加入了自 2018 年以来逃离当地的 200 多名记者之列。
《Divergentes》就是这样成为流散媒体，属拉丁美洲独立新闻机构大举流亡的最近一次案例。如今，他们的团队聘用约 20 名员工，散佈于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英国。
以下，Miranda 分享了他的团队如何应对流散报道所面对的挑战：
在哥斯达黎加重新开始
《Divergentes》的流散海外新闻团队的首要任务，是在新的东道国重新确立其法人实体地位。在律师的帮助下，团队决定成立一个协会，这在哥斯达黎加的法定定义是由持共同目标的人士组成的非牟利实体。一个协会需要有 10 名会员，其中包括 3 名该国居民或国民。
整个过程花费了团队大约 1,000 美元，耗时约 8 个月。这是在哥斯达黎加合法经营、开设银行帐户和申请国际资助的必要步骤。
哥斯达黎加的物价明显高于尼加拉瓜，这给团队带来了额外的财政压力。团队因而无法负担行政人员的费用，所有员工（包括记者、TikTok 制作人、设计师、程式设计师和社交媒体经理）都各自承担部分的行政工作量。例如，Miranda 除了以编辑协调主任身份进行研究和报导外，还为团队寻找资助。
衡量影响力
Miranda 解释，在尼加拉瓜衡量他们的新闻工作的影响力是一项重大挑战。例如，记者难以指望揭露贪腐就能推动涉事当权者受到法律制裁。
网站和社交媒体指标可以让人们了解有多少人阅读他们的文章，但《Divergentes》的衡量标准主要取决于人们如何围绕他们的报道展开讨论。Miranda 说：“每次我们进行调查，很多全国媒体——尤其是国际媒体——都会审阅我们的调查。我认为这是我们最大的影响力之一。”
《Divergentes》报道范围涵盖中美洲各国，但其主要关注点仍是尼加拉瓜，70% 的读者都仍居于当地。尼加拉瓜是西半球唯一没有任何印刷报章的国家，几乎所有媒体都由国家控制。
Miranda 说：“民众迫切需要消费不含政治宣传的媒体，亦即可以为他们提供信息并对他们的生活有用的新闻。”
《Divergentes》的专长是调查性和叙事型长篇报道，但团队也发布事实查核、漫画和播客，并透过电子通讯和社交媒体（TikTok、Instagram、Threads、X 和 YouTube）传播其内容。
保护消息来源和记者安全
《Divergentes》的调查工作主要揭露侵犯人权行为，并试图透过深度叙事来建构历史记忆的基础。断定如何在不危及消息来源和记者生命安必的情况下追踪准确信息，是团队另一项重大挑战。
“如果记者不能前往屠杀现场，新闻媒体如何重现屠杀现场实况？” Miranda 说。“我并不是说这是不可能的，但这使得事情变得非常困难，特别是当你想尽可能贴近事实的进行新闻报道时。”
Miranda 表示，自 2023 年 2 月政府剥夺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 94 名尼加拉瓜人的公民身份并没收了他们的资产以来，消息来源的安全已成为他们首要关注的问题。Miranda 说，其中一些被针对人士尉流亡国外，他们会透过国内关係向《Divergentes》提供情报。这些消息来源现在担心他们在尼加拉瓜的联繫会受到政治影响。
《Divergentes》因此被迫调整方式，以便跟国内和政府内部的联络人保持联繫。例如，团队决定给予消息来源匿名权以保护他们，但也制订了基本守则，以确保其报道的品质与公信力。Miranda 表示：“我们制制了守则，因为我们非常希望维护我们的新闻严谨性。如果我们要使用匿名消息来源，那麽我们必须至少 6 次交叉核查这些匿名消息来源，以核实我们的陈述。”
在流散中继续新闻工作，懂得如何管理团队的恐惧对于订下界线并保护他们及其家人的生计是至为重要的考虑。“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恐惧作主，” Miranda 说。他引用了在尼加拉瓜有 “公共自由烈士” 之称的佩德罗·查莫罗（Pedro Joaquín Chamorro）的例子。
他续说：“我们不希望有更多的烈士。我们的理念是，在制作任何报道之前，首先要确保每位记者的人身安全和自由。”
例如，Miranda 说，如果有记者决定前往尼加拉瓜，他们必须隐藏他们的设备并尽快完成工作，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在报道行程开始之前，团队会先作好记者遭遇迫害的准备，规划各种方案，包括在国内哪里可以躲藏以及如何安全离开。
记者的精神健康也是一个问题。有些记者报道侵害人权的行为历时 5 年，同时自身也面对着政府的持续骚扰和打压，开始失去希望并陷入情绪疲惫的状态。
“当新闻团队每天都有一场大火需要扑灭时，很容易就会迷失方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开始解决并停止出版，” Miranda 说。“在《Divergentes》，我们正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试图扑灭每天、每周、每月、每年发生的所有火灾，同时不停止每日出版。”
先弄清楚自己想追求什么
儘管经历了种种磨难，《Divergentes》在流亡之后受众越来越多。据 Miranda 称，目前团队的网站每月吸引约 25 万名独立访客，相对最初几个月仅有约 14,000 名。这些网站流量主要来自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美国。
《Divergentes》团队透过对尼加拉瓜的报道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并跟报道萨尔瓦多、瓜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邻国独裁政权的记者分享交流。团队还与其他流散媒体建立了合作伙伴关係并开展协作，合力报道跨境问题。这对于扩大其受众范围和影响力也是一个关键。
Miranda 说，被迫流亡的媒体必须确定自己想要做怎样的工作、可以掌控的资源，以及可以跟谁寻找支援。“我能为我的受众带来什么附加价值？” Miranda 敦促同业们扪心自问。“拥有自己的声音会让你与众不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可以保证你得以作为一个媒介继续生存下去。”
在流散中创办和经营媒体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补充：“请先明白，一开始你将需要一手包办所有事情。你将需要是一位既写报道、拍照、与人打交道的万能记者——所有事情。”
Miranda 说，当困难出现时，请务必反思并了解你做这项工作背后的原因。“为什么还要继续这工作？” 他说他经常自忖同一个问题。“这是出于对自己国家的承担，最重要的，是致力于实现一个自由的尼加拉、一个民主、自由、人人享有权利、缓减不平等的国家的坚持。”
图片来源：Divergentes 提供
作者 Aurora Martínez 为 ICFJ 的传讯前实习生。她来自尼加拉瓜，目前是佛罗里达大学新闻系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