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名调查记者是很艰难的事；做一名女性调查记者又会平添一层挑战，并且坦白说，是恶化和更多困扰。在9月于汉堡举行的第11届全球调查新闻峰会上，做一名女性调查记者的压力被放上了日程表探讨。
这个全球最大规模的调查记者聚会每两年举行一次。由GIJN联合主办，今年我们联手了德国的合作者Netzwerke Recherche和Interlink学院。#GIJC19达成了一连串成果。除了创纪录的来自130个国家的1700名记者以外，峰会还在讲者和与会者人数上都达致了性别平衡。此外，大多数的峰会组织成员是女性，会议还设立了专注于女记者忧虑的研讨会场次，我们的主讲嘉宾是女性，整个峰会都提供托儿服务。
越来越多的女性调查记者在全球爆出重大新闻。但是尽快人数不断增加，并且资深的女性也在增加，但在抗击歧视和不平等的道路上依旧任重道远。女记者还往往会付出更高的个人代价，忍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大的压力。因此探讨这些议题的同时庆祝全球的女性调查记者所做出的卓越工作就至关重要。
生存策略
在峰会上最受欢迎和广受议论的分会议之一，是10名女记者分享了她们的个人经验，折射出新闻行业的状况和女性面对的议题范围。她们还聊到了许多“生存策略”，面对经常遭遇的障碍时实用的应对之道。
最糟糕的，这些问题中包括性暴力。
伊藤诗织，一名独立记者和影片导演，因为她的书黑箱而闻名，书中记录了她被一名资深记者强暴的经历，以及她未能成功的将之绳之以法的努力。在日本媒体曝光性别歧视是很受困扰的事情。在这个分会议上，她说起了不得不离开日本以继续记者的工作。因为大量的恶评和威胁持续不断，她声称的性侵者还起诉了她。
伊藤诗织讲述了她的孤独和她期望得到日本媒体的认同与支持。但是她也说：“可能这个故事很个人，难以面对，但是我们有工具和能力去调查，那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她说她的调查工作和与其他女性的团结帮助她应对处理伤痛。
Minna Knus-Galan，一名芬兰广播公司Yle的电视调查记者，分享了她公开称之为“一名没有经验的女性记者” — 事实上她是一名拥有近40年经验的资深记者。尽管芬兰在新闻自由指数、腐败、社会经济发展等指数上都接近榜首，但性别歧视方面却依然有自己的问题，她说。在一个男女几乎平等的社会里指出性别歧视的言行依然非常困难，正如Metoo运动所展示的那样。
除了性别歧视和性暴力，压力也是在这些个人故事中不断出现的。报道极端暴力可能对所有记者产生压力和伤痛。
Marcela Turati，墨西哥Quinto Elemento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讲述了她和其他女性同事如何尝试应对伤痛和恐惧的动人故事 — 从报道毒品战争受害者的报道任务中遭受的。
女记者们认为她们必须在管理者面前隐藏恐惧以免被派去其他任务，这样不会被视为软弱。所以她们在酒吧喝酒，分享真实想法和感情。但是Turati和其他女记者知道她们必须得找到更好的处理办法，她们也渐渐开始公开互相分享真实想法。她们设立了WhatsApp群组在有人需要倾诉时彼此支持；她们为那些需要从报道诸如发现大型坟墓的新闻中暂停退后的女记者创立了“情感截止线”；她们以便于女性记者在亲子场合见面碰头；她们去桑拿，在放松的场合共度时间；她们还会邀请萨满道士为那些在人权侵犯报道培训中请求给出情感支持的女记者提供。她请我们都考虑一下很多处理压力、痛苦和暴力得不那么“汉子”的方式 – 对男性女性都适用。
全球网络
同一天在峰会上，一个女性人脉分会议有超过一百名女性参加。我与尼泊尔调查记者中心主席Namrata Sharma联合主持了，她告诉我在会议期间她被“与会者的热情和友谊所震撼”。“所有参会者都一定是被一件事联合起来的：女记者们需要更努力工作并被更公平地评价，无论我们多么优秀和资深”。
在这场人脉联络分会议上有趣和有先见之明的论点还包括：
- 持续不断和广泛传播的性别歧视及不平等；
- 女性在管理层的缺失；
- 广泛的线上线下的对女记者的骚扰；
- 女性安全的实质性事宜；
- 组织缺少关照性骚扰和歧视的实践与政策（比如说行为规范和执法）；
- 需要进行先验性的措施付诸于性别平衡并确保分享最佳实践和最高标准；
- 语言的重要性以及确保关键性、所谓“女性的”事项被诉诸并不会被归为“软性”故事；
- 需要集体性的行动，通过女记者协会，联盟等等将事项推向前进；
- 需要分享和使用诸如女记者调查问卷的工具，以便能够提供推进行动的证据。
可能看起来这是一长串难对付的难题，但是我想大多数参会的女性 – 以及更多更多其他人 – 都会致力于为女记者改善条件尽一份力。
也存在着对于关乎性别议题全球分享信息和联络人的清晰需求，同样对于实际故事也是如此，还有女记者的工作可以被放大和欣赏的平台。我们很高兴GIJN就在回应这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