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事实核查：抗击新冠疫情的恶意信息狂潮

为了抗击新冠疫情的“恶意信息爆发”，记者们必须从仅仅在线辟谣假消息进阶，本周三位专家在一次在线研讨会上表示。

随着全球疫情接近肆虐四个月，一场“恶意信息爆发”也在增长，因为坏势力在搅动一大批危险的虚假信息 — 有一些是故意误导关于病毒及其影响的信息。

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恶意信息作为政治武器，后果有时事关人命。恶意信息战役也往往通过种族主义或者厌女的仇恨言论的在线暴力针对记者们。

通过这一切，记者和新闻机构被事实核查和辟谣工作轰炸。

尽管这项工作很重要，记者和新闻机构也应该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改革，更积极地报道恶意信息背后地故事，恶意信息抗击专家表示。

“如果平台希望，他们可以重建事实，并且我相信，这应该是我们的呼吁”，菲律宾独立新闻网站Rappler创始人Maria Ressa说。

“短期来看，现在，如果我们想要保护我们的民主，如果我们想要拥有选举公正，社交媒体平台应该参与进来，而他们这么做的步伐太慢了”，Ressa说。 

记者们应该报道恶意信息“正如我们报道其他任何故事，”独立新闻网站“乐章故事”的联合创始人Natalia Antelava表示。“这是一个有受害者也有施害者，有人赢也有人输的故事”。

“有一些很棒的事实核查网站和机构，但是我想最关键的转折点应该是我们停下来回应他人议程并且开始制定我们自己的议程”，她说。

Antelava和Ressa以及BuzzFeed记者Jane Lytvynenko和事实核查机构Agencia Lupa的Gilberto Scofield合作了一个论坛，与ICFJ的全球研究总监Julie Posetti博士一起检视恶意信息爆发。ICFJ与哥伦比亚大学托尔数码新闻中心一起组织了这次讲座。 

新闻机构应该教育公众了解他们能如何助力这个问题。人们“可能不一定明白不仅仅在向其亲戚或直接圈子传播虚假信息，并且在通过社群、评论传播恶意信息以及跨越边境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报道恶意信息的Lytvynenko表示。

“即使在美国，我们现在也看到议员们利用恶意信息和阴谋论作为构建其受众的途径“，她说。

这个策略 — 破坏事实性报道并侵蚀记者声誉 — 被巴西的Bolsonaro政府证实有效。Agencia Lupa辟谣政府宣言，宣言往往弱化新冠病毒的危险性。

“政府每天说在科学上、数据上缺乏证据的东西T，诸如疫情如何在国内传播以及死亡人数等”，他说。

“每次我们做这样的事实核查，”他说，“我们都会受到很多批评说我们是基于党派”，尽管在巴西根本就没有强大的反对党。

政府传播反记者的恶言，他和他的团队每天都收到死亡威胁。“在巴西我们真的是经历了地狱”，提及疫情期间的恶意信息狂潮，他这样说。

Rappler的Ressa说社交媒体平台“允许政府不仅仅操控人们的想法，并且激进化我们到一定程度...这会扼杀民主”，她说。

在2016年，Ressa第一次警示新闻行业共同体和脸书公司，关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武器化社交媒体。在2017年，她第一次 讲述了与政府关联的水军如何攻击Rappler和人身攻击她本人。在这期间几年，Ressa和Rappler被指控与11宗案件有关；Ressa被捕两次，拘押一次。  

在六月，菲律宾以网络犯罪预防法案定罪Ressa“网络诽谤”，事由是一篇在该法制定之前的报道。保护记者协会将Ressa的定罪和最高六年的判刑“是针对新闻自由的粗暴侵犯”。

ICFJ主席Joyce Barnathan将骚扰Ressa的网战描述为“一组旨在噤声她和Rappler的诉讼”。

Ressa说脸书，作为Rappler的事实核查伙伴，在“我的定罪和入罪中扮演了相当角色，因为其提供了平台”，她说。“它使得那些民粹领袖们通过这些平台聚拢权力崛起，利用恶意信息作为政治手段，打击记者、新闻机构，因为对他们而言，巩固权力的关键就在于去除挑战。而记者正是构成挑战的人”。

他们的算法是“基于‘点赞吸引点赞’的设计的行为变动系统”，她说会将激进化深植于其中。

“我们失去了细节,”她说。“这使得事实变得可被辩论。谎言加上了花边，仇恨传播极快。这都是被操纵的，意在分裂。这提醒我想到了恐怖分子。你懂的，这是‘他们和我们’，这也是我们的世界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部分原因”。

Lytvynenko相信“恶意信息狂潮”也代表着机会。“社交媒体平台很明显地更害怕恶意信息的直接影响”，她说。“这是记者们持续施压社交媒体公司给予答案的机会”。

她认为美国记者们应该领军做这件事。“社交媒体公司会回应美国记者”，她说。“他们并不会对较小的市场或者国际记者给予同等的注意力”，她说。

她建议：“聚焦于这会在我们国家里如何发展，既是作为理解美国最终情况的方法也是支持那些由于这个问题生计陷入困难的记者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