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采访：在严峻的时刻，尽管面对新闻自由的威胁，记者们仍在坚持

在一个公众需要经过事实核查的、可信的信息来度过这场全球疫情的时刻，记者们在报道危机时面对着不断增加的威胁，三位优秀记者在参加一次在线讨论时表示。

“记者们有机会增大公共健康信息以挽救生命，”《华盛顿邮报》评论作者Jason Rezaian写道，他曾经在伊朗监狱度过一年。“我们不会拿出一支疫苗，但是我们可以既远又广泛地分享这些信息”。 

Rezaian与瑞典广播总监Cilla Benkӧ，以及《新闻周刊》杂志北京记者站站长Melinda Liu，强调了在疫情期间威胁新闻自由的几种趋势。 ICFJ的资深副主席Sharon Moshavi主持了讨论。在线研讨会是在国际记者中心与华盛顿的瑞典大使馆合作的。

在全球很多地方，“政客们在试图钳制新闻自由，试图借此机会去做一些他们一直想要做的事情，”Benkӧ说。她指出，根据一份国际新闻研究所的研究，欧洲出现了相当多的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新闻自由干预。

在IPI所记录的疫情期间的160起对新闻自由的侵犯之中，欧洲在两种类型都领军，分别是肢体语言攻击和法律诉讼，包括逮捕。Benkӧ，欧洲广电联盟总监，指出这些侵犯在一些欧盟国家发生“那些国家曾经，至少一度，尊重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Benkӧ还指出媒体公司的后退，其中有一些面对危机加深的财务压力。 “整个商务模式都付诸东流了”，她说，使得很多人遭到裁员，监督公权力的记者变少了。

在中国，“政府在诉诸高科技在媒体营造一种‘老大哥’环境，不但依然如故，我们甚至看到它在增长，增长压力”，Liu说。她警示，当局用来追踪病毒的监控硬件和软件也都可以被很轻易地用来监控公众。

香港的情况也在恶化，新闻自由的空间在缩减，而且缩减迅速，Liu说。敢言的中国批评者，比如《苹果日报》，可能无法撑过危机。北京利用疫情“重启”香港，以“专门对付外国媒体”，她说。“香港传统上是一个无需人身处中国却能观察中国的地方，”但是现在正在驱逐外国记者。 

在伊朗情况更糟，Rezaian说，那里“自由和独立新闻媒体的概念不存在”。许多好记者“由于政府压力被噤声或者解雇”。结果，有着很多会危及人们的坏消息。“似乎他们将面对第二波疫情，因为他们在试图重开经济”。

其他国家，包括巴西、印度、土耳其，都在制定“紧急法”，危及新闻自由，Rezaian指出。而在美国，“没人说我们不能报道，”他说，“但是你有这么个大统领，他不断攻击记者”。 

随着中美关系由于疫情日渐紧张，一些中国官员“效仿特朗普诉诸攻击性语言”，Liu说。昵称“战狼”，名称来自中国爱国主义动作电影，他们会以“极度民族主义语言、政治化语言、指责他国的语言”诉诸社交媒体攻击。

Liu补充说，“恶意虚假信息的多样化和传播来自政府的恶意虚假信息都在疫情期间爆炸式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