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垃圾源。专家估计，本年全世界将弃置达 5740 万公吨的电子垃圾，重量超过万里长城；过往，全球电子垃圾约七成出口弃置到中国，不少经由香港再走私到大陆其他城市。虽然中国有明文订立回收目标和以补贴鼓励生产商回收，但由于针对的电子垃圾类别缺乏全面，难阻地下产业的发展，因不当弃置而衍生的汙染问题相当严重。今年六月，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一份研究就警告，电子垃圾大规模倾倒至发展中国家的现象，正威胁全球 1800 万名儿童的健康。
在2016年，我与美国环保组织 Basel Action Network (BAN) 合作调查，依靠他们安装在美国电子垃圾的追踪器，调查它们在香港城郊落脚地点，揭发背后的电子垃圾产业链及严重汙染问题。这多媒体报导专题赢得多个本地及地区性的新闻奖项，包括亚洲出版业协会的「卓越环境报道奖」金奖及「卓越视频报道奖」金奖。这是我从事新闻业的第一次跨国合作报导。
跨国合作追踪电子垃圾汙染
Basel Action Network 将追踪器安装在 200 件电子垃圾内，之后交给当地回收商，再定时收集电子垃圾的位置，最终有 51 件电子垃圾的讯号在香港出现。身处香港的我们再接手调查它们所身处的回收场。透过高空拍摄和扮卖电子垃圾暗访买家，我们了解到电子垃圾的营运模式，包括在港的拆解过程、卖价、裡面工作的劳工工作情况。
而利用当时香港政府的商业查册系统，我们透过公司名称得到公司註册文件，再确定负责人来自中国。而香港的土地查册系统，亦令我们得知工场所在地的资料，包括地主身份以及过往是否曾涉及违反城市规划条例。最后，我们再跟本地学者合作，化验回收场附近的汙染情况。
有鑑于在城郊的回收场与香港居民的生活并不接近，难以引起他们关注。我们稍为将焦点，同时放在城市土地运用和中港问题，这在欠缺住屋用地和面对中国政经融合压力的香港，往往可以吸引更大关注。
事实上，电子垃圾走私在 2016 年前，并不算是一个新题目。在香港，部份传媒和环保人士口耳相传在香港的城郊，一些有铁板高牆包围的神秘工场，一直在经营洋电子垃圾拆解的生意。然而，有心的记者一直欠缺证据证明那些电脑零件来自外国，亦对整个产业链了解不深，因此一直报道有限。
另一方面，国际上，BAN 其实多年前已发现香港在全球电子垃圾走私产业链有重要角色，亦曾经与国际媒体如 CNN 合作报道，但议题在本地却未受香港公众熟悉。
成功邀请跨国合作伙伴的关键
在初次接触的 BAN 创办人及执行总监 Jim Puckett 时，其实我还是个初出茅庐仅数年的记者，而当时我所任职的媒体刚开业数月，连香港读者之间也所知甚少；相反，他持续跟进全球废物问题数十年，合作对象往往是全球知名媒体。因此，最初在说服 Puckett 跟我们合作时，我除了要展露诚意和对议题的了解，更重要我相信是要向他分析合作双方的优势及限制，以及如何能透过国际合作互补彼此的长处。
我们的合作正正发挥了互补协同作用，令议题得以突破并在香港发酵，继而令港府不得不回应和处理。
我个人亦观察到，香港记者在国际合作方面有不少先天优势：首先香港的记者大部份都掌握基本广东话、英语、普通话；香港的新闻行业累积了优良传统，作风与世界更为接轨。另外，香港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在例如金融、科技、中台海峡、货运等问题，香港都有其独特角色尚待发掘。
《国安法》的落实，或对媒体间的国际合作范畴带来隐忧；目前难料未来香港记者会否因涉及国际合作而面对风险。然而，我对香港的媒体报导的潜力仍然并不悲观。一来是我相信部份议题的政治敏感度会较低；二是香港记者始终有国际优势。在其他威权統治的地區都有不少勇敢的记者坚持，尝试各类型的国际合作，我相信香港的记者可以借鑑这些经验，并努力找到空间尝试、实践。
图片来源：Hafidh Satyanto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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